转眼，胡河清已经死去八年了。时间没有将他从记忆中抹去，却终于使我能够沉静下来，写一写这位早逝的天才。

 

河清是我的表弟。用外国的说法，应该是“从表弟”(second cucine)。我们的外祖母是姐妹，我的外婆居长，他的外婆排二。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三姨婆，终生未婚，是河清给她送的终。按照中国的习惯，“一表三千里”，所以把他叫做 “表弟”并没有故意拉近关系的意思。何况我们的母亲都是独生女，自幼姐妹相称，并不理会那个“表”字。不过因此也就留下了称呼混乱的种子。我倒是照规矩叫河清的父母“小姨”和“姨夫”，他却叫我的父母“干爹”和“干妈”。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认这个干亲。至于我们各自的外婆，都按照她们老家的习惯叫做“阿婆”，而对方的外婆则分别叫做“上海阿婆”和“北京阿婆”。再往远里说，我们的外祖母姓许，出生在浙江海宁峡石镇，和徐志摩同乡，许家和徐家互通婚姻。现在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徐志摩陆小曼的故事，最初就是听我母亲讲的。

 

我每次去上海都住在“上海阿婆”家里，所以现在看到纪念文章里出现“老公寓”，以及室内那些“老旧而黯淡的家具”，都会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关于这所“老公寓”，还有一些话可说。这座西班牙风的公寓大楼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产物，原名“枕流公寓”，一个多世纪以来和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些渊源。听姨婆们说，孙道临和王文娟结婚时，新房就设在那里，虽然他们不久就搬走了，却给邻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天据说是来了小偷，孙道临闻讯立即抄起一把雨伞，一马当先冲出门外去抓小偷。还有作家孙峻青、电影演员周璇以及乔奇、孙景路夫妇也住在那里。现在有人说张爱玲也住过那所公寓，恐怕不是的。看张描写的公寓，也让我联想到枕流公寓，后来在什么地方看到，张的姑姑“仍然”住在“那套公寓”云云，地址却是别的地方。

 

河清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正好到“黄河之滨”那座城市去出差。因母子都还没有出院，就和他的父亲一见如故，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兴正浓时，姨夫问要不要吃点点心，父亲没有推辞。后来才知道吃掉了他们一个月的配给，后悔不已。回到北京后听说给他起名叫“河清”，我父亲说：“原来有‘何年何月黄河清’的说法，现在说‘河清有日’。取的一定是这个意思。”尽管黄河至今一如既往名实相符，他当时却没有猜错。河清满月的时候，姨婆把他带回上海，报上了户口。 

 

两年以后河清出现在北京时，已经完全成了个苍白而清秀上海孩子。上海人不爱在北京住，没有不爱到北京玩儿的。晚饭后到市中心去划船，欣赏落日余晖中的湖光山色，对上海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带河清来的两位姨婆兴高采烈，父母也竭尽地主之谊，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一一奉陪。举家出游，总是我父亲总是背着他长途跋涉。河清已经会说很多话，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

 

我那时还是独女，两年以后，我有了一个弟弟。父亲对我说：“父母之爱不会因为孩子的增加而减少。”我当时不明白这话是从何说起。武汉的表妹长大以后告诉我，小时候来北京过暑假受了不少委屈。河清却从未提起我有过什么不友好的表示。不过，当我弟弟寄养在上海的时候，河清却明显地很不高兴，经常和他打架。姨婆给他们一人做了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上装，两人打架时滚成一团，活像两只“棕熊”。儿童的敌意是不自觉的。

 

西谚云：“家中无英雄。”不过河清母亲的聪明却是亲戚里公认的。听我母亲说，她看书极快，一小时能看一二百页，而且能记住，讲得头头是道。英文是从小学的，解放后从众学了俄文，考大学却报了中文系。大学期间上了几天德文课，就“啃”原版黑格尔《美学》，写出研究文章，导师非常欣赏。这些都是听我母亲讲的。有直观印象的，是她经常于星期六下午，携衣料一段来我家，于晚饭后裁剪缝制成既不符合裁剪规则又不符合最低缝制质量标准的“奇装异服”，于次日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她似乎很“进步”。因为外婆教育我不要浪费粮食的时候总是说：“小姨看见要骂的。”后来她出访美国，还在某长春藤名校获得妇女成就奖。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谁也不去理会儿子。他的本事再大，也是应该的；表现平平，就说“他妈把灵气占完了，没给他留下”。我母亲就说过：“怎么清清至今未见精彩？”她不会想到，精彩在后面。几年前碰到一个文学博士，听说我是胡河清的表姐，说：“真的吗？他是天才！”八十年代中期河清曾寄给我一份《文学评论》杂志，上面有他写的张洁作品评论。当时回信夸了几句，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他死后，辗转托人买到《灵地的缅想》，又辗转托人带来读完，才得出一个结论：“毕竟是小姨的儿子！”这本书要是让他母亲看了，大约还是会嗤之以鼻。我也承认其中一些观点未必站得住。再说，他满打满算也就会一门英语，撑死了再加一门二外（书中谈海德格的地方照描的德文还用错了）字和画也都不如母亲。不过，就文章而言，比他母亲的好，而且那古今中外纵横捭阖神游八极的架子，乃是从家学中得来的。

 

胡河清的家庭是非常不幸的。据说他在华东师大对人说：“父母都在，但是不来往。”听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 

 

他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才子，还作过“芝麻绿豆官”，不幸于1976年突然病倒，十年后又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此是后话。父亲病倒后，他从上海转学到“黄河之滨”借读了一年，顺带照顾父亲。“从少年时代起就担起家庭的重担”云云，即指这一段经历。他自己认为，这一年转学借读影响了高考，没有考上重点大学。他母亲却从此认定儿子是一个失败。他之所以要发愤写文章，考博士，都是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这话是我说的。）后来他的父母要离婚。我母亲对他说：“离婚了，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结果恰恰相反。离婚一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理成功，父母也都和他断了联系。他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只字不提父亲，让我很奇怪。在我看来，他对母亲的怨怼应该是大于父亲的。

 

河清的外祖母于1983年去世，最后陪伴他的只有我们共同的三姨婆。九十年代初，我收到了他一封信，信上说，“三公公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三姨婆卧床一年之后去世了。是河清独力操办的丧事。事后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没有通知她，大意是说：“我知道你有深厚的西学修养，曲折的人生道路，相信能够得到理解。”我母亲来信说：“我的‘西学修养’和‘曲折人生’使我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 三姨婆虽然终生未婚，却特别富有牺牲精神，她的母爱都给了我的母亲，他的母亲，我和我的弟弟，当然，最多的是给了河清。他只字不提这位三姨婆，也让我感到奇怪。

顺便说一句，河清对我的写作能力不抱希望，因此上面和下面说的都可以摆脱“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他说过：“你练也是白练，写不出来。”对我母亲的文章却十分推崇，说“干妈的文字很有个性，从写信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还说，“鲁迅的文章之所以好，就是有个性。”我母亲认为自己的英文比中文好，得知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他那位目空一切的母亲，反倒没有十分批评我的文字。对此，我也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可见“家中无英雄”的反面就是互相吹捧，不着边际。

 

尽管他宣布我的文字无个性，用有无个性当作评判标准这一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就经常有意无意地用有无个性来衡量文字的高下。虽然我也有一些东西“蒙编辑大人有眼无珠”（张中行语）发表了，但是不时的还是中心惴惴：我有个性吗？

 

不管他们认不认我，我都必须承认胡河清一家对我的影响。他们后来虽然分崩离析了，共同点还是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都喜欢在饭桌上高谈阔论。用我母亲的话来说，“手里捏着一片馒头，从米尔顿失明说到尼采发疯，中间在老庄上转一圈，馒头还没吃完。” 

 

他的母亲，除了海阔天空地给了我不少启发之外，说过，“要养成工作的习惯”。工作应该成为一种习惯，这是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听到的。惭愧的是，我自命尚有读书的习惯，工作的习惯却至今没有养成，因此也免去了编辑大人们的一些麻烦。

 

他的父亲一度和我通信很勤，别的都忘记了，只要两句话记得很清楚。一是：“稿子是商品，动笔之前就要考虑‘出脱’的问题。”另一句是：“情场失意，可喜可贺。不失意算不得到过情场。”

 

前一句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后一句不仅肯定是对的，而且可以推而广之。河清若是不死，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一个窝窝囊囊的表弟。他就是再拿一个博士，再出两本书，我也只嘴上说一句“恭喜”，心里为他小时候欺负我弟弟，长大了说我的文字无个性，而耿耿于怀。现在他死了，不可复得的一切才变得珍贵起来。这大概就是人生的况味吧。

 

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忏悔。在胡河清的家庭关系中我还扮演过一个非驴非马的角色。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假，我带着学生去“黄河之滨”作社会调查实习。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和我们几年不通音讯了。不知受什么心理的驱使，我打听到她的住址，硬着头皮登门拜访。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没有被一顿臭骂堵在门外，而是得到了相当的礼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家中没有一般“早期海归派”置办的“大件”，电视冰箱一概付之厥如。书架上一半是尼采作品和有关研究著作，另一半是些“二三流的明清小说”。他母亲招待我吃了一只净重325克的咸肉罐头之后，提出让我到他父亲的老家去，陪他把离婚手续办了。

 

回到北京之后就开始筹划如何完成这个艰难而不愉快的任务。出乎意料的是，此行得到了我母亲的全力支持。也许是“西学修养”使然，她不仅毫无“劝合不劝离”之类的观念，而且却认为离婚是必要的解脱，根本不应该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我由北京而上海，上海而他父亲的老家，由他父亲的老家又到工作他工作单位所在的城市转了一大圈，最后当然是无功而返。回到北京之后，等待已久的臭骂终于来了，除了指斥“立场问题”之外，还把我，以及我的母亲，统统归入摧残天才的mob一群。这时候我才知道，尼采她是真读进去了。

 

我母亲对被扣上mob帽子有些忿忿然，我却安之若素。我不想对天才妄下道德判断，更不想参预对天才的迫害，但是也充分地意识到，在生活中和天才遭遇，乃是凡人的不幸。中外天才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无论贫困还是富有，过的多是非人的生活。陀斯托也夫斯基有一本小说《赌徒》，他本人也是赌徒。他的妻子即将临产了，还是把家中最后一点钱让他拿去赌博。我在读《王尔德全集》的序言时，对作者深怀同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渐向宽容，但是由儿子出面向公众说明父亲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丑闻，毕竟需要一些绅士风度。毕加索的妻子之一写了一本书，题为《从毕加索那里活下来》(Surviving Picasso)，我认为是可信的。

 

无论具体的环境和时代是什么，诗人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似乎总是难以调和。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些最无私的人，以个人痛苦为代价创造出艺术美。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开篇中说：“什么是诗人？诗人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把痛苦隐藏在内心深处，但是他的嘴唇的构造却能使叹息和哀号通过时，变成美妙的乐曲。”（这段话坊间中译本没有收入）既然如此，如果有可能在天才的痛苦和平凡的幸福之间进行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自从父亲早年弃世之后，我就形成了“无条件地热爱生命”的人生观。如果中国式的人生观确如林语堂等人所说，在于对生命和生活的执着，那么我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的。

 

《灵地的缅想》这本书，我母亲看了说“心里很不舒服”。这是“干妈”的感想。我这个作“姐姐”的看了，虽然承认全书无错字病句，且有神游八极的架式，总觉得鬼气森森的，也不舒服。我的一位老同学朋友却就喜欢这股“鬼气”。鬼才不寿，自古已然。远有李贺，近有梁遇春。不过李贺的诗“鬼气”虽重，似乎却没有对“死”的迷恋。而梁遇春则说，“人生观”其实是“人死观”，所以不必讳言死。死固不必讳言，但是死之为死，除了提供一个人人平等的基础，使一切价值得以建立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过分专注于死，恐怕就是缺乏生趣的表现了。梁遇春的早夭或许竟和他的《人死观》一文有些关系，要不就是已经感觉到死亡的临近，才写了这篇文章？我这位表弟竟干脆用“灵地”作自选集的书名，更是不祥之兆。

 

胡河清得到博士学位之后给我来过一封信，附有论文答辩时的照片。这本来是好事，可这封信却让我觉得，他除了学术上的追求之外一无所有似的。现在成了名言的“我要默默地为中国文学守灵”也出现在信上。当时我想，文学有兴衰，中国文学也不例外，何至于就“死”了呢？现在想起来，“父亲的病”，两位老人相继谢世，都给他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我的父母一贯反对由（外）祖父母教养孩子，对他的父母把他交给外祖母抚养持高度保留态度。当时他们的理由，是老人容易娇纵 “隔辈人”，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现在看来，（外）祖父母教养孩子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迫使孩子过早地面临亲人的死亡。

 

不过，“老太太带大的孩子”也自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老年女性的体认。杨绛的《洗澡》，一般认为是对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讽刺性描写，而其独特之处则在于讽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运动的发动者，更指向参加者，说明了知识分子本身对于日后命运所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后来又有女性学者指出，这是“女性的反击”，书中的姚宓形象乃是将作者夫君钱钟书先生《围城》里的唐晓芙的“画皮”剥开来看的结果。性别视角转换了，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青年女性身上。将读者的视线引导到书中老年女性姚太太身上的，似乎只有河清的《杨绛论》。姚宓和许彦成的那些小把戏不仅尽在老太太的掌握之中，而且全是她安排操纵的。若非对于老年女性的智慧（当然也可以说是“手腕”）有深刻的了解，绝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解读。这一点与河清地成长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河清实际上是由三位老太太带大的。除了我的那两位姨婆之外，多年住在“老公寓”同一套房里的还有一位王姓女士，她是我们共同的三姨婆的同事和朋友，也终生未婚。这三位老太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本身也都可以称为教育家，分别作过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因此河清成长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感情和理智处于失衡的状态。她们固然有整套的儿童教育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难以完全摆脱老年女性对于男孩的娇纵。

河清 “衣衫最褴缕”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他长大以后就不再清秀了，身躯瘦弱，却顶着一颗巨大的脑袋，因为毛发丛生而益发显大。他的衣服总是穿得不合适，黯淡而寒素。 

 

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94年的春天。一天偶然到大学东亚系去，在那里任教的华人董先生交给我一封信，是胡河清的，信封上写着哲学系，我当时在神学院注册，和哲学系从来没有关系，他一定是根据我学哲学，想当然地把信寄到哲学系去了。哲学系里的人见是中国来信，就交给了东亚系。信中说，“现在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争气”，还说很怀念“在漫天飞雪的夜晚”和我一起漫步在街头，“畅谈宇宙人生”的情景。他从小爱谈大题目，这是真的。但是我和他见面好象都是在夏天，什么时候和他在漫天飞雪中漫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对于他的死，我读到了许多浪漫的阐释，其中最浪漫的莫过于说他是“暴风雨中的李尔王”。我想说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就病过一场，用头撞墙，嘴里胡说八道，冲上那所老公寓的楼顶，试图自杀。三姨婆向邻居求援，邻居夫妇分别从两侧的楼梯冲上去把他救了下来。我在那年暑假去上海时，见他每天都呆呆地坐在窗前，偶尔说几句话，也象是贾宝玉发病的时候说的。1988年出国前再去上海时，他似乎好了一些，不是画竹，就是读英语。可他说的话还是有禅味，让人害怕。所以他的死虽然让我震惊，却也不意外。

 

他的死讯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女同志用长途电话通知我母亲的。大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通讯地址。母亲写信告诉了我。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眼前出现的都是他两岁时的情景。有一次游八大处，我父亲出差了，于是背他爬山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那一天，天气特别热，太阳火辣辣的。通往不知哪一“处”的山路没有修好，遍地是尖利的石头。我母亲背着他，满头大汗，汗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白底蓝花的泡泡沙衬衫都湿透了，跌跌撞撞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去。

 

我的父母作“干爹”“干妈”不可谓不尽责，却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私下里说，这孩子太精明太自私。我母亲下放干校的时候一度也把我弟弟寄养在上海姨婆处。河清显然不欢迎这个威胁他独一无二地位的闯入者，经常要和我弟弟打架，真动手打。我弟弟则浑浑噩噩，笑嘻嘻地追着他叫“哥哥”。后来读到关于他的文章，批评他观点的人可以很不客气，批评他人品的却没有。不仅如此，都说他对朋友非常仗义，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以至于“怒发冲冠”云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感到安慰的。

 

胡河清死后，我曾试图写一篇文章，却总也写不完。一来是越写越难受，二来是在出国前的28年里，我只见过他有限的几面，通信也时断时续，似乎没有什么可写，三来以我的身份而言，无论说什么还是不说什么，都有可能开罪于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不应该湮没，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

 

2002年

“人生非常的短暂”

——记吴组缃先生二三事

 

我第一次见到吴组缃先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小时候，常来我家的有两个姑姑。一个是亲的，我叫她“姑姑”，一个是堂的，我叫她“二姑”。三岁的时候，姑姑结婚了。姑父是湖南人，外婆让我按照湖南的习惯叫他“姑爹”。十岁的时候，二姑结婚了，姑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二姑爹”。不知是因为他的家乡籍贯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还是对突然降临的“长辈”身份缺乏思想准备，他不喜欢这个称呼，甚至说怕听我叫“二姑爹”而不大愿意到我家来。那么叫什么呢？“叫吴哥哥吧，”有人出主意说。虽然“辈分”并不值得认真，我也没有改口，他只好继续不大情愿地当这个“二姑爹”。当时我没有想过二姑爹的父亲是谁，只知道住在北大，姓吴。

暑假里一个晴朗的下午，母亲带我到北大去。绕过如茵的草坪，穿过参天的古树，来到镜春园一座幽静的三合院，黑漆大门上的红对联剥落了一半，院里有花圃和葡萄架。母亲和二姑坐在北屋客厅里谈话，她知道我到了新地方喜欢乱跑，警告我不许到东屋去，“那里住着别人，”也不许到西屋去，“吴公公在工作。”“听大人说话，多没意思啊，”二姑说，“你到院子里去玩儿吧。树上的葡萄是酸的，不能吃。”东屋西屋都不许去，院子里也没有好玩儿的，可听大人说话也确实没意思，只好东张西望。竹帘挡住了午后的斜阳，室内很荫凉，却略显拥挤。几只高大的书橱把正房隔成三部分，中间是客厅，左右分别是餐室和小书房。家具古色古香，红木书桌和餐桌都镶着大理石桌面，空余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

我们被留下吃饭。吴婆婆是到天津参加婚礼时见过的，还是那么爽朗热情，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大家都坐好的了，二姑爹的父亲才从书房出来。当时的印象，吴先生五十岁左右，身材高大，骨骼粗壮，硕大的脑袋略微谢顶，脸上有几点细白麻子。他温和地微笑着，简单问了我们的亲戚关系，就专心享用夫人手制的美食。母亲说：“你不是喜欢看《红楼梦》吗？吴公公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听了，并没有料想中的惊讶和赞美，只是微笑着问我，“你是不是史湘云的妹妹啊？”似乎《红楼梦》写出来就是给小学生看的。

那以后的几个寒暑假里，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教书的二姑和二姑爹回北京来，有时把我接到北大去住几天。学溜冰游泳，学自行车，傍晚时分到颐和园划船……我也逐渐探知了镜春园82号的许多“秘密”。厨房阴暗而宽敞，除了当时常见的煤炉之外，还有巨大的柴灶锅台，最让我惊异的是为洗澡间供热水的小型锅炉！以前只在锅炉房见过给几百上千人供暖的顶天立地的大锅炉，没想到还有家庭用的“迷你”型锅炉。我还知道了，三合院只是前院，后院还有一排三间小屋可做客房。祖传家具早在兵荒马乱中丢光了，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不过是五十年代初从旧货摊上买的。其中有一只“转战”前后院各屋的长沙发，一头有扶手，另一头没有，二姑爹“不怀好意”地说，“那是美人榻，谁睡谁就是美人”，吓得我连坐也不敢坐，尽管非常好奇。

我还有了两个玩伴。一个是吴先生的外孙子，小名毛毛，比我小一岁，从成都来的。还有一个从大连来的女孩，论辈分也是我的堂姑姑，只比我大一岁，她更加不愿意当“长辈”，让我就叫她“周青”。毛毛会画画。大人准备下文房四宝，让我跟他比赛，结果他画了一个胡子拉扎的猛张飞，我画了一个古装美人！周青会唱歌。让她唱就“哇”的一声唱起来，“小河流水响叮咚，一路带着笑声……”我给她伴奏。在北大住了几天，就渐渐“撕下”文雅的“伪装”，疯闹起来。“我们来吓唬吴伯母吧，”周青一天晚上对我说。本来我们俩被分配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下，我们就把床上的毛巾被做成人形塞进地铺上的毛巾被下面，放下帐子，双双躲到床上。熄灯时间，吴夫人照例来了，看见地铺上的人形，不知是我们哪个藏在下面，掀开一看，还是一条被子，这时从蚊帐后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才知道上当了。吴夫人哭笑不得地走后，我们还为得意之作兴奋不已，在一阵接一阵的哈哈大笑中睡去。第二天，从不露面的东屋邻居打发小孩来说，“我妈妈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这段时间里，我还是很少见到吴先生。他对于儿童教育好像是采取“放任主义”的，闹到邻居来提意见的程度也没有责备我们。现在想起来也是对的，我们自己会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从此再也没有大声喧哗。

一九六五年，二姑和二姑爹离开南开到唐山教中学去了，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没有再接我到北大去玩。那年秋天我也上了中学，并且有了很多新朋友，镜春园82号也随着童年渐渐远去。

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女校，也许是“替代心理”作用，那些像男孩子的学生最受崇拜，我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不仅会体操、游泳、打篮球，还有一项非常男性化的爱好——逛旧书店。放学以后我经常跟她到辛借口的旧书店去，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有一天，偶然发现了一本《吴组缃短篇小说选》，立刻掏出五毛钱买回家，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绿竹山庄”、“一千八百担”，看的我腾云驾雾，不知所以，好像比《红楼梦》还难懂。第一次看见过的人写的作品居然如此令人沮丧，我很快就把它丢到脑后。那时候，吸引我的新鲜东西太多了，观察显微镜下的洋葱切片比看小说更有意思。我跟那个时代的许多学生一样，觉得数理化才是真本事，文史不过是副业，学工的父亲经常给我灌输，“学理工的会写文章，学文科的却不会理工。”

不过，我隐隐有一种预感，所有这些美好的，吸引我的东西都不会长久。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宣传回乡劳动的模范邢燕子和董家耕，这么说，继续升学就是不值得提倡的了？

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零星听大人们谈起吴先生。“他也算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毒’没少‘放’，不过在北大那样的地方，有翦伯赞、冯友兰他们在前面顶着，轮不到他。”“五六年差一点被拉入党内，幸亏没有，不然……”我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又去了一次北大，吴先生仍然谦和地微笑着，还是话不多。就是历来整洁的他，鞋子上有了几点污水，大概是劳动改造的时候溅上的。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北大。镜春园的小院已经面目全非。门上残留着大字报，院子里的花和葡萄树都不见了，到处堆满了杂物。厨房让七八个煤炉挤得满满当当，锅炉早已熄火。不过吴家似乎跟“掺”近来的“沙子”们相处得还好，从来没听他们抱怨过什么。那是镜春园82号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我和千百万同龄人一起停课、军训、复课、上山下乡、进工厂，然后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我和楼下一个女孩一期准备考大学。她的正规学历是初二，我是初一，当时也没有复习材料，更没有补习班，只有东拼西凑七零八落的几本教科书，只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生吞活剥了几个星期的数学、历史、地理，忽然想起，已经十几年没写过作文了。于是我就带着她去北大找吴先生。

那时吴家已经搬到了蔚秀园，开门见山，我冒失地问：“吴公公，文章应该怎么写呀？”说出口就后悔了，他很可能会教训我们一顿，“不要走捷径”，或者用“文章无定法”之类来打发我们。但是出乎意料，他从容不迫地说，“写文章，要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如果考试出的题目大，要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才不空洞；如果题目小，要以小见大，才不琐碎。我考大学的时候，作文题是‘上海印象记’，我说上海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

在我的“印象”里，吴先生似乎生来就是学者，原来他也经历过考大学的“炼狱”！可我们的年龄已经接近录取的上限，文化基础又是最差的，如何去争取那不到百分之一的机会呢？他鼓励我们不要怕竞争，“我一九二九年考清华的时候，全国有五万名考生报名，只录取二百五十名，我还是考上了。”

我和楼下女孩也都考上了。不过她很快就退了学，到美国自费留学去了。

我家的亲戚里学理工科的占优势，学文科的一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我考上的是哲学系，顺理成章的成为二姑爹取笑的对象，一见到我就说，“你知道吗，解放前上海的算命先生都挂牌自称是‘哲学博士’。”诸如此类的言论我早已见惯不怪，何况以前连被攻击的资格都没有。“有的人一辈子就‘吃’一本书。”二姑爹见我不说话，话头一转，“一部《红楼梦》，二百年来养活了多少人。”

天下文科是一家，吴先生对饭桌上这类大不敬的话也泰然处之，继续专心“吃”饭。毋庸讳言，学者也是一种职业。出国后的导师，丹麦克尔凯郭尔学会会长经常说，“其实，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指出‘生存’之道，却给后人留下一条‘谋生’之道。”冥冥中古今中外的圣人贤哲都难逃被“吃”的命运，“吃”牛顿、爱因斯坦的人远比“吃”曹雪芹的多。我从未听吴先生鼓吹过“耐得寂寞，自甘淡泊”之类，他喜欢精美的饮食，还为“六朝烟粉”正过名。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我没有成为“史湘云的妹妹”，却学了一身摸爬滚打的本事，其中一招就是做饭，在亲戚朋友中颇受称赞。大三那年的暑假，我“旧梦重温”，又在北大住了几天。那时吴家又从蔚秀园搬到郎润园，二姑和二姑爹也调来了。因为吴夫人到四川看女儿去了，他们就让我负责吴先生的饮食。“给你吴爷爷做饭，味要重，不怕油大，”二姑爹说，跟当时流行的“基本吃素”养生之道截然相反。我小心翼翼地用二姑爹带回来的大鱼大肉做了红烧肉，黄瓜蛋花汤等。晚饭的时候，吴先生吃了一口红烧肉，便质问我：“红烧肉里你放糖了？”“当然放了，”我说，“不放糖算什么红烧肉呢？”“红烧肉怎么可以放糖呢？！红烧肉怎么可以放糖呢？！”他忿忿地说，又喝了一口汤，说，“没有放火腿，没有火腿算什么汤呢？！”三年级小学生看《红楼梦》，初中没毕业考大学，都好像是理所当然，唯独红烧肉里放糖，汤里没有火腿，却岂有此理。

当然，这些并不是仅有的岂有此理之事。我有一次对吴先生说，觉得所有关于存在的学说中，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最有说服力，他奋而反驳道，“存在怎么会是被感知呢？不被感知难道就不存在吗？真是岂有此理！”

尽管他并没有说服我，但我决不能说他保守。吴先生对于婚姻家庭的见解在我听来也是很独到的。他说，“过去家庭是生产单位，经济核算单位，也是教育和护理单位，所以家庭的地位很高，很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家庭逐渐丧失了生产单位，教育单位和护理单位的功能，只剩下一种功能，那就是休息的场所。家庭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有各自的事业。”

话虽如此，家庭却在吴先生一生的事业中产生过重大影响。我虽然看不懂《吴组缃短篇小说选》的内容，却记得那本书很薄，曾经问过他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我有家呀，”他说，“那时候巴金他们都没有结婚，拿到稿费就下饭馆大吃一顿，没钱就饿肚子。我要养家，不能那样。清华研究院我没有读完。”吴先生常说的另一句话是“我十九岁结婚，然后规规矩矩过了一辈子”。现在看来，十九岁结婚是早婚，不过当年吴先生的结婚却造成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轰动。他们是自己认识的，不是父母包办。“婚姻自主，社交公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具体行动则需要勇气。他们结婚的时候虽然在“五四”之后好几年，在那个安徽小城市还是开风气之先的。 

看到许多经历和我大同小异的人们都成了作家，我也想给“哲学家”的灰色长袍抹上几笔鲜艳的油彩。但我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学文学的朋友看了我的草稿总是嗤之以鼻，一个表弟甚至下了“练也是白练”的判决书。

我不想接受这个判决，于是再次去找吴先生，请教“小说应该怎样写”，先援引了道听途说来的“a good story well told”。“不一定要有故事嘛，”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人在走廊里贴了一张画，只有两只眼睛，两条眉毛，别的什么都没有。可是谁都知道画的是我。”对于当代文学，他的总体评价不高，“思想很庸俗”，其中王安忆是比较好的，“她的作品一读之下让人耳目一新，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写过，可是如天马行空，悬空八只脚，没有根基。”形式上的探索值得鼓励，而思想的庸俗，或者竟然没有思想则是严重的缺点。

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吴先生讲，“现在海外都不看茅盾、巴金这些了，他们看钱钟书的《围城》。”此后不久，《围城》就再版了。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争相传阅这本小说，哈哈笑个不停。后来跟吴先生说，他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说“挺好的啊，您说呢？”“教授小说，写的不好。”他说。

一九八八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通往朗润园的下路上遇到了拄着拐杖散步的吴先生。我跟他一同走了几步，告诉他，我要出国了。我们在未名湖畔坐下，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忽然没有来由似的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才三十多岁，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人生，非常的短暂哪！”

岸边发黄的柳枝拂动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湖水，水中有几丛残荷，面前坐着苍白、衰老、瘦小的吴先生。“吴公公，我要走了，同学在等我，”我站起身，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脸上浮现出宁静得近乎圣洁的微笑。我忽然意识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的时候是十岁，现在已过天命之年，人生确实非常非常的短暂。怎样给短暂的人生赋予意义，则是所有匆匆过客的永恒课题。我的这篇纪念文字如果多少受益于“大题小做”的教诲，也算可以告慰吴组缃先生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四年十月

于丹麦哥本哈根湖畔

二OOO年八月修改

二OO七年五月重新输入

老盛走了。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眼前出现的是三十多年前江西干校里看到的一幕。其实也算不得“幕”，不过是一个场景。老盛坐在食堂大厨房的门槛上，穿着跟别人一样破旧却比别人整洁的蓝布衣服，围着白色粗布围裙，跟同事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距离很远，听不到她们在说些什么。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却很重要。我认为。因为，就是从那个时期起，她获得了独立的identity。以前，没有人关心她姓甚名谁，平辈的人们叫她“叶太太”，小辈叫她“叶妈妈”。她是个家庭妇女，叶先生的太太，奇奇的妈妈。更没有人关心她受过多少教育，结婚前做过什么工作。现在，独生子已经到云南兵团去了，她也跟着叶先生下到干校，却突然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她做得一手精美的宁波风味菜肴，在干校当然无用武之地，但是“帮厨”还是绰绰有余。而且，她会算帐！眼看伙食帐要成糊涂帐的时候，她能出人意料地指点迷津，原来她上过贵族化的淑女学校，在洋行当过会计的。后来食堂算账就经常要请教她了。不知不觉间，平辈开始叫她“老盛”，小辈也叫她“盛阿姨”了。

 然而我童年最初的印象却大相径庭。听说，她从上海搬来之前，先到北京来看过一次，那时叶先生已经调来，需要先看看再决定是在上海留个“根”，让叶先生往返探亲呢，还是带着儿子来团聚。那时，她穿着华贵，脸上化着浓妆，尖尖的十指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即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十分惹眼，人们背地里叫她“大阿福”（ 无锡泥娃娃）。估计考察的结论是条件尚可，她就带着儿子搬家过来了。一天，她来我家串门。在她已经是洗尽铅华，朴素之极，在我眼里还是一个“胖太太”。她的身材高大，标准的鹅蛋脸，皮肤白皙而有些粗糙，五官很端正。这些要素凑在一起却不能构成“美人”的形象。她说上海话有宁波口音，说普通话则兼有上海和宁波两种口音，不论是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嗓门一律大得惊人。“我都改了，”她对外婆说。都改了什么呢？衣服？化妆？“我是只要一个，再也不生了，够了！”她说。奇奇明明有哥哥姐姐的呀，怎么叫“只要一个就够了”呢？大人告诉我，是前面太太生的，叶太太是续弦。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春游，秋天看香山红叶，暑假在颐和园或者香山租几间空房子让教职员带家属前去避暑。叶太太有时也参加。住在颐和园可以在静园之后租船，在空荡荡的昆明湖上划船。我们这些小孩也就很快学会了划船，大人们很信任地把一条船交给我们，小名都是双声叠韵，宝宝，贝贝，罗罗，龙龙，奇奇……大人们很骄傲地说，那是“宝船”。

外婆对这位叶太太有些不以为然。新宿舍楼落成，她家被分配到顶层的五楼，上上下下累人不说，还冬天冷夏天热，叶太太在各种场合表示强烈不满。有一次家属委员会开会，叶太太乘此机会大发牢骚，“像我们这种人么，是住五楼的……” 外婆散会回来，说她“瞎七搭八”（东拉西扯），根本不相干的事，也要把住五楼搬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牢骚终于产生了效果，二楼的房子空出来，总务科就优先考虑了她们家。叶先生的年纪毕竟大了。 

叶先生和叶太太大概是“相反相成”的夫妻。叶先生个子不高，沉默寡言，待人却很和善，礼数很周到。 “文革”期间家家随时可能传出吵架声的时候，她家顺理成章的传出叶太太的高声“控诉”，“你要害我们啊？！”叶先生则嗫嚅着，不知说些什么。尽管他不是地主资本家，没给日本人做过事，没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还有一个儿子早早参了军，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上过大学，留过洋，领过美金支付的工资，随便哪个同学同事“咬”一口，宝贝儿子就得入另册。

到了“拆”家（不能叫“搬家”）下干校的时候，奇奇远在云南回不来，赶来帮忙的是他的二哥，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白面书生，说话带着吴浓软语的余韵。叶家二哥虽然文弱，捆行李搬箱子却一点不含糊。混乱中也不知是我帮他家，还是他帮我家搬了些东西下楼。叶太太有些吃惊地站在一旁，连连对我说，“当心，当心啊。” 

老盛——现在不是叶太太了——在干校好像不是每天上班，我去探亲的时候听她讲过些因地制宜改善伙食的诀窍。例如，打开一听猪肉罐头，加上西红柿洋白菜冲汤，庶几可以获得红菜汤的效果。我傻傻地问：“那红烧肉好吃吗？”老盛还没有回答，另一个阿姨应声道，“红烧肉当然好吃啦！”那是来借用缝纫机的。我也终于不知道土法上马的红菜汤究竟要用白煮肉还是红烧肉。 

老盛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所以很喜欢左邻右舍的女孩子。“文化大革命，死了两个好人，”老盛常说。文化大革命中死的好人当然远不止两个，她说的是两个女孩的父亲。她偏爱的女孩子当中却没有人成为她的儿媳妇，也许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她一旦成为婆婆，是不容易相与的。 

叶先生早年是运动健将，他创造的苏州市中学二百米跑纪录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中年以后还是健步如飞。经过文革的惊吓，干校的劳累，垮了下来。他们也获准回北京治病。家已经“拆”掉，就在招待所暂栖身。一天，我到招待所去看朋友，她们说，“叶伯伯住院了，叶妈妈就在隔壁，我们去看看她吧。”她的房间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整洁。而她的头发却白了许多，见到我，竟然有些劫后重逢的庄严。孩子们都长大了，当年昆明湖上那些娇滴滴的“宝贝”也都变得黝黑粗砺。 

叶家终于等到了房子，十几年过去，没有人会把五楼的房子分给他们了。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叶先生又住院了，老盛每天跑医院，托我们帮她家取报纸和信件。一天，只有我在家，老盛来取报纸，却不急着走，开口道，“我真不该跟老叶结婚！”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她却顾自说下去，“我在洋行工作的时候，有个朋友经常请我喝咖啡，看电影。都还年轻，所以来往了几年也没提结婚的事。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小事吵架，他生气走了，几个月不理我。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老叶。我一赌气就同意嫁给他。那个朋友却回来了，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请你原谅。’ 喜酒的请帖都发出去了啊！没有办法了啊。我才二十三岁，干吗非得嫁给个老头子！”我忽然明白，人都年轻过，不管看上去怎样脚踏实地的人也有过罗曼司。我也忽然明白了，文革期间她为什么会高声斥骂叶先生，也许不仅是担心自己和儿子的前途，还是间歇性后悔当中的一次吧？可是在结婚四十多年之后再反悔，毕竟太晚了一点。 

说归说，老盛一直十分精心照料叶先生，直到在九十高龄时平静地告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九十年代“股疯”横扫神州大地的时候，老盛的儿媳妇也跃跃欲试。老盛正色道，“千万不要去。股票市场从来都是大庄家操纵的，散户进去好处没有份，只会吃亏。我爸爸就是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知道这些内幕。”一席话说的儿媳妇彻底打消了发财的念头。 

出国以后每次回国，总能在路上碰见老盛。她还是白白胖胖的，腰板挺得笔直，大声说着兼带宁波和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新世纪来临后的几天，我去看老盛。最让我惊讶的是，老盛变得瘦小了，肤色也转深，几乎认不出来。她很高兴地收下了我送的一瓶极小极小的巴黎香水。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盛。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