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个案说起  

张鹤慈先生问，“怎么看待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  

首先，所谓“知识分子”是个很不严谨，很成问题的说法，不过已经约定俗成，姑且用这个名词，不另行界定。

“去”与“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的个人自由选择，即便做出了选择也有多种原因，能否实现更是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是一个“思想觉悟”高低所能决定的。 

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女性，大约出生在1920年代初期，家境不富裕，但她聪明好学，靠个人努力以及助学金奖学金等读到大学毕业，在抗战胜利前后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这是一种很好的出路，当时中国一些大学都跟欧美大学有固定联系，互相承认学分，一边工作，一边可以等待官费或相当于“自费公派”（即由所在大学或其姐妹学校发放奖学金）的留学机会。许多人都是这样出去的。  

几年以后，“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她所在的南京的第二天，她收到了到美国某大学的攻读硕士学位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通知书。但那时，去“美帝”？想都不用想。

她也就不想了，跟千百万人一起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伪科学”等运动。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加以撤销，她本人也就跟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一样改行去教中学。她教的是英文，我还听说过一个教中学数学的。此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可以略过不谈，总之到了“文革”期间黄帅造反的时候，她就办了退休，不受那窝囊气。

前面说了，她的家境不甚好，但是同学中有不少名人之后，其中一个是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张素初用不着“苦哈哈”的当助教等待留学机会，毕业后即赴美，但很快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回国了，学位没有读完。“文革”结束后给美国那所大学发了一封信，问奖学金是否仍然有效。学校方面一查，三十多年前是有过这么个学生注册，就回信欢迎她去把学位读完。（张素初曾经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登在《人民日报》上。）

故事的女主人公听说居然有这样的好事，也跃跃欲试。“可我不是张治中的女儿啊，”她有点犹豫。“美国人又不认得张治中，”同学朋友对她说，“‘有枣没枣三杆子’，你就写封信去问问呗。反正就是个N块钱邮票的事。”（80年代初的国际邮资是多少啊？忘了。）于是她就贴上N块钱邮票发出一份封信。不久收到回信，学校也承认三十多年前录取过这么个学生，奖学金也有效。于是她就从银行提出全部存款买了张机票，飞越太平洋去新大陆实现那个三十多年前的梦想。

这是录取通知书在“解放”后第二天到没走成的，没钱买船票留下的更是多不可数。这些客观偶然因素都跟当事人的思想倾向没关系。 

去台湾的船票倒是便宜得多，也不是人人能去的。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小说中都有轮船超载沉没的事故，当时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  

有钱买票，安全渡海，到台湾顺利登陆了又怎么样呢？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是“外省人第三代”，还有“专制原罪”。所谓“自由民主先知先觉”，不过是某些大陆人的一相情愿而已。

看到采访唐薇红的八卦文章里说，唐乃安娶了四房太太，不过那时候有钱人家的太太们都是分开住的。既然有钱，那就多买几处房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唐薇红的生母是第四房太太，不过去世得早，所以她从小就在大太太身边长大。 

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这分开住的三位太太，大太太是否知情？唐薇红的生母去世早，其他孩子都是谁带大的？唐薇红都语焉不详。子曰，“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女为母隐，直也在其中，所以还是让我这个外姓旁人接着她的话茬往下“八”。 

道听途说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唐医生与大太太的结合属于新旧参半的形式，门当户对，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这位太太本人却并非目不识丁的朱安式小脚女人。她出身于教会家庭。兄弟中有人从小被送到美国留学（大概是荣闳项目），去的路上跟小朋友在甲板上互相梳辫子，拿了N个博士后“海归”已经是民国了，在北京、上海等地任教，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比近一个世纪后的“汉奸”们都彻底。 

唐太太很美，毕业于上海圣玛丽亚女中，是张爱玲的前辈校友，说一口漂亮的英文，传统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都来得。不过因为时代限制，出入交际场所，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间的历史任务还需要下一代——“南唐北陆”来完成，她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 

唐医生的照片古狗了半天没有找到，有其子必有其父，从唐腴庐的结婚照来看，想必也是很英俊的。因此而具备了风流的首要条件——“潘安的貌”，加上“邓通的财”作后盾，想不花也难。据说，一次太太生日，唐医生对她说，“我要送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然后带了太太开车出门去。左拐右拐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对太太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就来。”过了一会儿，他果然回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唐太太当时如何反应的不知道，也不清楚这个孩子他妈在不在那三房以内，反正她从此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养。 

诸如此类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人们言谈话语间肯定带着问号。唐太太则说：“妻子是丈夫的骄傲，得到的是丈夫的尊重。” 

唐医生始终非常尊重这位太太，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可惜盛年而逝。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几个哭哭啼啼的陌生女人带着孩子前来参加葬礼。唐太太当机立断，孩子留下，给妈妈们每人一笔钱，意思就是，“今后请勿再来打搅”。她对这些孩子都非常好，视同亲生（她自己也有一两个孩子），一个个培养成人。 

唐太太的果断大度，自然传为美谈。后来在《三言二拍》中看到一个故事，才知道是传统的经典处理方式。几个青皮给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披麻戴孝，让他到某个人家的灵堂上去“哭亲人”，嘱咐他拜完转身就出来。太太刚要发作，大少爷赶紧阻止，上前把那孩子一把抱住，让他拜见嫡母亲和兄弟姐妹。大少爷事后解释说，如果不当场认下来，将来打起官司，足以倾家荡产，“最后问出根由，还得分他一股”。几个青皮的阴谋破了产。我不敢说，那几位“分开住”的太太背后也有阴谋，或者居心不良，但是大家闺秀出身的唐太太从小耳濡目染就懂得这样情况如何处理。所谓“敲竹杠”无非也就是“敲”一笔抚养费，让孩子的成长条件好一点，现在，不等你开口，我主动就承担下来，还有什么话好讲？许多传统美德，其实都是智慧；而智慧也经常以美德的姿态出现。 

其中一个男孩（不知是哪位太太生的）长大后也很风流，跟某有夫之妇关系密切，不拘行迹。一日，该女士生下一个孩子。人们在去道贺的时候很温和地开她的玩笑，“你这个孩子，怎么长得很像那唐某人呀？”该女士不慌不忙微微一笑，说“我怀他的时候经常想他，想的。”大家也就一笑了之。 

这个故事比上一个更加“震撼”。讲故事的人说，“我们过去有一个时代，是很文明的。”所谓“文明”并非毫无道德上的瑕疵，也非彻底拒绝价值判断，而是在出现“另类”的时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将八卦进行到底之青梅竹马

华女-洋男vs.华男-洋女，甭管是“鸡胸驼背对如花似玉”还是年貌般配，说了归齐，无非是“离合”两种可能，怎么也是四平八稳。能体现“剪不断，理还乱”，“抽刀断水水更流”之华夏文明精微的八卦还是发生在咱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内部。兹有同胞内斗故事梗概如下。

某甲，男，河南人氏，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中学时与女生甲早恋，经常到她家窗下唱小夜曲（或者豫剧秦腔，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女甲的父母本看不上此人，时间长了，终于感动上帝，同意女儿与其来往。

恋爱数年后结婚，育有一女。男甲遂只身远游，闯荡世界，站稳脚跟后接出妻女团聚。可惜，由于语言文化社会诸方面不适应，夫妻感情日益恶化，终于演成家庭暴力。男用菜刀威逼女，掐脖子打耳光更是家常便饭，“菜刀与菜盘齐飞，面条共米饭一色”，并分头与各自的朋友诉说。同胞们谨遵“劝合不劝离”的古训，尽力调解，但求息事宁人。他俩好像也就接受批评，和好了。N年后又得一位千金。

不料，晴天一个霹雳，女甲突然被警察带走，关押在拘留所候审。原来家庭矛盾并未解决，某次吵架时女甲在厨房烧了一大锅开水，乘其不备，从头浇到脚。男甲乃是学医出身，立即给自己做紧急处理，飞速冲进洗澡间，凉水冷却降温。然后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进医院治疗。医院方面当然要问他缘由，遂拍摄各处烫伤备案。如今这些照片就成了呈堂证据，状告女甲“谋杀未遂”。

仅此而已倒也罢了。后面传出的消息更让人拍案惊奇。1）朋友们去探视时，听到男甲对医生说“My ex-wife”如何如何，不禁目瞪口呆。 他们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以夫妻的身份接待朋友，出门做客也成双成对，Wife啥时加上前缀了涅？2）一算时间，第二位千金乃是离婚后生的。3）女甲不服，声辩说，长期受肉体精神虐待，开水浇头乃是防卫过当。男甲告她的目的是把她送进监狱，最好是终生监禁，以便成其好事。

这话又是咋说的涅？原来男甲在某次吵架后愤然出走，到友人丙处求告借住。丙乃广西人氏，离婚后丙太太带着孩子搬走，空出的房间先供新婚夫妇，湖南人男乙和广东人女乙借住。现在又来了男甲，甲乙丙都是朋友，自然义不容辞，留他住下。男丙有买卖要照管，男乙早出晚归每天打工不止，女乙独自在家寂寞，一来二去就跟男甲好上了。

女甲闻讯大怒，独自或带着家人打上门来N次，以啤酒瓶击男甲，撕打女乙，开车在马路上堵截追撞男甲，并在其回家取东西时演出了开水浇头一幕。

经过多个同胞和非同胞的共同努力，女甲得到轻判，拘留期折合成刑期，当庭开释。但是男甲和女甲的关系已无法修复，遂彻底断绝。男甲将“朋友妻”夺来，正式结婚。育有一子。男乙也自去另行组织家庭。不提。

逢年过节，朋友们会收到男甲和女乙联合署名的精美贺卡，措辞谦恭得体，看样子他们要太太平平过下去了，衷心祝愿他们幸福美满。不料，又有消息传来，女乙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上，将男甲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杀人放火！女乙是一千娇百媚的美丽女子，平常见人也斯文有礼，一跟甲结婚，咋没几年就变成泼妇了涅？谁都想不明白。男甲和女乙也终于分手。

男甲结了两次婚，生了三个孩子，落得一场空不说，女甲还向两个女儿灌输对父亲的仇恨，“爸爸都把钱给弟弟了，不给你们……”

看到这里，读者千万不要误将女甲当作头脑简单的“蠢婆娘”。她早年得过省级少年围棋冠军，在拘留所里还不忘弘扬东方文明，向家人索棋谱，教同监和看守下棋哩。

今又有女丁追求男甲，他说，“你得接受我前面的两个关系”。女丁还在犹豫，晴天又是一个霹雳：男甲突然接到法院传票，女甲以什么什么名义起诉他，指天发誓，不把他送进监狱决不罢休！

男甲顿时慌了手脚，约女丁捧着鲜花去找友人女戊。让座敬茶后，男甲开言道：“女甲告我……”女戊顿时倒抽一口冷气，“又要打官司啊？！在此奉劝一句，官司不管输赢，到此为止，将来千万不要再告她了。”男甲道，“我也是万般无奈。特地来请你帮个忙，修改一下申诉状。”女戊说，“当年你把女甲告进拘留所，我就帮她修改过申诉状。”男甲说，“这个我知道。”女戊：“知道就好。现在又帮你，我不成‘吃了原告吃被告’了吗？这个忙我帮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P.S.故事中的一部分已在本村黑板报上刊登过，标题是《滚开的中国爱情》。当然不是汉字写的。

被遗忘的大批判——一九五四-五五年间的批判胡适运动

“大批判”之说不知起于何时，最热闹的当然是文革期间的批海瑞，批“三家村”、“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右、胡风事件也可以説是“大批判”，这些人们都耳熟能详，不过在此之前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却几乎被遗忘了。

我知道这次运动也是偶然。N年前看到，远在美国的胡适密切关注著运动的发展，得知自己被分别从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治学方法几个方面受到批判的时候，曾经以他惯有的瀟洒对人说，“在毛泽东和中共的眼里，至少承认我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大意）开动古狗，不少材料都提到这次批判运动，而具体内容如运动规模，持续时间，都有谁发言，说了些什么，则都语焉不详。前些时同事从图书馆借出整套的三联版《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以及金达凯先生关于这次运动的研究成果，就向她转借来看看。下面就是从这些泛黄的书页，结合网上找到的零星材料摘抄出来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批判胡适的运动竟然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据刘再复先生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清算文化刽子手胡适》起到七十年代末一直不断，而高潮是在五十年代的前五年。这是一次全社会总动员的批判。在政府的号召之下，不仅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投入，而且社会其他阶层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从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五年，大陆各种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声讨胡适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从各个领域全盘否定胡适的成就，而且把胡适视為帝国主义文化和一切反动文化的人格化身和罪恶代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北京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八辑《胡适思想批判》，收入具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就有一百多篇。

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也参加了批判，一九五O年九月十六日在《文匯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指责胡适所提倡的“改良主义”，指责他在国军围剿江西苏区时提出的“好人政府”，以及参加罗瓦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庚款委员会等，“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

一九五一年，党和政府进一步发动北京大学文法两个学院讨论胡适的思想问题，并由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联合举行“控诉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頡刚，以及自认“与胡适有七年以上交情”的朱光潜和汤用彤等带头控诉。

一九五二年在上海举行“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由沉尹默、周谷城、蔡尚思等参加批判。重点有三。第一，认为胡适在北大时思想上没有同李大釗接近，不问政治，埋头做学问的态度，帮助了“反动政权”。第二，认为胡适的中间路綫与改良主义思想，维护了封建制度，阻碍了共產党的发展。第三，认为胡适介绍西方文化，以及邀请杜威等来华讲学，乃是买办思想作祟。结论是，胡适反共、维护封建，是“美帝的帮兇”，使“整个国家在反动的波涛重翻来翻去”。

但这些还都是“序曲”或“前奏”，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引子”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发生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红楼梦研究而能成为“事件”，是最高权力忽然发现，前几年的胡适批判白干了，仅仅达到了从政治上把胡适搞臭的目的，其治学方法仍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不禁勃然大怒，下定决心深揭狠批。俞平伯是二十世纪用现代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先驱之一，在二十年代出版过《红楼梦辩》，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合称双璧。一九五三年四月，经歷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俞平伯按照“新观点”整理以往成果，用《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当时并没有立即產生“轰动效应”。到了一九五四年十月，“有关方面”忽然回过味儿来，发现这部新书不过是将内容的顺序加以变动，删去引证胡适的文句而已，其基本观点还是原来的，还没有摆脱胡适的思想影响。因此，引起了歷时几个月的斗争。为了要挖掉俞平伯的思想根源，于是将斗争的目标转移到胡适身上去，正式掀起对胡适的清算运动。

这个转折发生在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表态支持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挑战“大人物”俞平伯，驳斥《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然后笔锋一转，“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适派资產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选》五卷，页134）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标题虽然很谦逊的叫作《三点建议》，内容却杀气腾腾，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先给俞平伯扣上“资產阶级唯心论”、“浓厚的封建思想残餘”的帽子，然后给批判胡适定调子。

中国近三十年来，资產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著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產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结合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產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由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 就很具体地表露出来了吗？（汇编第一缉，页9-10）

关于批判胡适运动的性质，郭沫若明确地说，“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斗争，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快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我们的敌人是资產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思想，我们一定要毫不容情地集中或里来打倒它。”（同上，12，15页）

郭沫若还以同样的谦逊，“顺便报告一项消息”，那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计划，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观点、文学思想和其他有关的问题。（同上，11页）

这个计划经过组织落实，由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学术思想讨论会”，与会者有郭沫若、潘梓年、艾思奇、胡绳、翦伯赞、马特、冯友兰、金岳霖、何思敏、曾昭抡、钱三强，共百餘人。当场决定成立七个组，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中国文学史观、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成就组”，在此七个组之上，由“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领导。

在这个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初，共举行了二十次讨论会，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哲学史观、政治思想、歷史观点、文学思想，以及胡适派红楼梦研究等十八篇论文。其中关于批判胡适的实用/实验/工具主义（Pragmaticism）哲学方面的讨论会共举行了八次，讨论了胡绳、艾思奇、孙定国、冯友兰等人写的八篇论文。论文作者在讨论后加以增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上海、江苏等地也在一九五四年底成立了批判胡适思想的组织，分为哲学、文学、教育、歷史、整治等小组。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上海是学术文化界批判胡适思想工作委员会举行扩大报告会，到会者有文教界和各级干部两千多人，由刘季平、沉志远、吴源等作批判胡适思想的报告，并由中共上海十位宣传部长彭柏山作“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报告。

此外，天津、武汉、兰州、重庆等地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声讨和清算胡适的学术思想。

高等学校方面，东北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确定了八十五项批判胡适的研究题目。四川大学歷史系修订和增订的研究题目白费之就是都是属于批判胡适的。广州中山大学则结合其中教学检查，举行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

胡适曾经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更是批判清算的重点。从一九五四年十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中文、歷史、哲学系、文学研究所、经济系、西语系分别举行座谈会发表论文，但是很多教师不愿意参加。于是在同年十二月召开文科教师座谈会，此后参加斗争的人数增加，但还是“劲头不足”，主要是大家都害怕引火烧身，斗争积极性不高。于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每个教师和学生必须结合对胡适思想的清算来检查个人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每一门课程，包括自然科学，都要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世界观，所有教师都要参加座谈会和谐批判论文，并向学生作报告。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顾尘封的往事，人们主要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受害者及其亲属的遭遇，更要追问加害者的身份和动机。何况，这次大批判的对象胡适本人远在美国，留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亲属，小儿子胡思杜早已表态跟他划清界限，被划成右派自杀身亡还要等到两年以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虚悬”对象的大批判，与此前此后的大批判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追究批判者的身份动机也是有必要的。

一九五四-五五年间撰写论文批判胡适的人，虽然都是经过组织动员，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出面领导的，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艾思奇、范文澜、胡绳、翦伯赞、侯外庐、李达等党内理论家，以及王若水等青年“小人物”；另一类就是冯友兰、贺麟、周一良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前一类批判者的文章都是“代表”真理，“代表”无產阶级，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宣判；而后一类人的反应则很复杂，他们都把这次批判当作一次政治运动，当成“三反”“五反”的再版，害怕引火烧身。在最初的几次座谈会和动员会上纷纷表示自己和胡适没有关係，有的说，“我一向是反对胡适的”，有的说，“胡适浅薄的狠，我过去就瞧不起他”。或者表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不敢随便开口执笔；教学任务重，工作忙，顾不上；批判胡适思想和本人的科学研究计划不相符合……

这样的消极抵制当然不能容许，“组织叫你三月批，哪敢拖延到五月”，于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动员之下，人们纷纷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结合批判胡适运动，还同时在各地举办唯物主义讲座，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河北、山东、贵州、热河、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广西、江苏、浙江、青海、甘肃、辽寧、云南、江西、内蒙等省市的首府举办讲座，并计划在一般中等城市设立讲座，例如桂林、徐州、赣州、鞍山、宝鷄、大同、洛阳、保定等。预计参加听讲人数，北京二十三万人，上海二十万人，安徽五十万人，辽寧二十万人，山西十一万人，天津十万人，湖南四万人，贵州二万人，甘肃五万人。并规定每月一至二次，每次二至三小时。（《科学通报》一九五五年三月号，转引自《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研究》，25-26页，以下简称“研究”）

就在批判胡适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的时候，伟大领袖的指挥棒一挥，顿时鸦雀无声，火力转而集中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上面去了。毕竟，“彼胡”在彼岸，不如“此胡”，好比“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危险性更大。大规模的胡适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二）

胡适曾经将冷冰冰的“因果律”形象地解释成“祖孙”，并应用到歷史研究上去。他认为，一种制度或学説都不是孤立的，而应该看作一个中段，好比“儿子”，它所以发生的原因就是“爷爷”，它所產生的后果就是“孙子”。一九五四-五五年间发生的胡适思想大批判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前因后果。上面说了“儿子”，接著来说“爷爷和孙子”。

对胡适的批判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并断断续续延续到七十年代末，这些都可以从思想或“世界观”的根本衝突上找到原因，在一九五四年后半年推向高潮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1．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沿用胡适的方法只是这次大批判的导火綫，事实上，胡适在政治思想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影响远远没有在思想改造及其后的歷次运动中肃清。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政治社会文化歷史方面，而且传播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去。一般科学家自以为是单纯的科学工作者，同任何思想没有关係，但在讲授科学上带有理论性质的问题时，往往就以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使用列寧批判过的马赫主义一类的词句，搬弄与胡适大同小异的论调，例如在建筑形式方面，医药界，甚至古脊椎动物研究方面发生的“错误倾向”。换句话说，在这些领域内还没有实现党的领导，政治权力还没有充分渗透并取得绝对支配地位。

2．一九五O年前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產阶级”（“官僚资產阶级”已经抛到臺湾去了）及其思想表现，而对资產阶级思想只作了初步批判，还没有把批判资產阶级思想的核心，与资產阶级哲学——唯心主义的斗争提上日程。因为当时条件还没有成熟，（民族）资產阶级还属于“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还是统一战綫内部的成员。通过批判资產阶级思想，可以為下一步“公私合营”，“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製造舆论。

3．给教授们一个表态的机会，為将他们“拉入党内”做準备。先撰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表明政治立场，其次深入研读马列主义书籍，上党课，然后吸收入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全国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根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报告：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1920人，入党者605人，佔31。5%；天津六所高等院校讲师以上教师291人，入党者106人，佔36。4%；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31人，入党者53人，佔40%。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做到党员佔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传引自《研究》，19页）

以上三个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很多，为什么偏偏是胡适？如果上面说的“错误倾向”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归入“唯心论”加以批判，那么张君勱这个靶子比胡适方便多啦。他明説“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individuality）”给他扣个“反科学的主观唯心论”，“资產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帽子那是没跑儿，何必兜好大的圈子把提倡实验主义的胡适打成“主观唯心论”呢？

说到这裡，不得不做点“阴暗心理分析”，那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胡适的憎恶。 这憎恶并非从来如此，而有一个从崇拜到鄙视的过程。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是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就事论事，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当旁听生，听过胡适的课，“湖南自修大学”的名号也还是胡适给起的。后来二人还有书信——都有去无回，不叫“往还”。1920年毛泽东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没有收到回信；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的信，也被置之不理。二人的交往也就不了了之。所以，如果胡适说“我的学生毛泽东”，距离事实并不太远，却把毛泽东的鼻子气歪了，甚至“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好撞在刀口上，连带把胡适狠批一通，出出胸中恶气。

（三）

刘再复先生关于批判胡适运动的文章题为“宽容精神的毁灭”，他说，“数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一直享受不到一个社会应有的宽容与温馨，心里总是缺乏安全感和宽鬆感，这与清算胡适的运动所投下的阴影有很大的关係。”其实，在这次大规模批判胡适运动中毁灭的决不仅仅是“宽容”，也不限于“精神”。

如果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毁灭的是艺术的自律，那么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毁灭的，首先是学术的独立。

关于学者参与政治，从费希特的“使命”到韦伯的“志业”，都把学术和政治当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学者在参与政治的时候甚至会与学术研究发生衝突，发生“人格分裂”，陷入“道德困境”。但是在“批胡”运动中，政治不仅用组织手段进行发动，坚持自始至终的领导权，而且从话语上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取代并最终取消了学术。

下面摘两段胡适哲学思想批判部分当中贺麟和冯友兰的批判文章，看他们怎样把学术上的对立斗争说成政治同伙。

贺麟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中说：

诚然，以前在学术思想方面 我和胡适曾有过唯心论内部派系閒的矛盾，但反革命，反共產主义的目的，我和他却始终一致。他贩运杜威的实用主义，我贩运反动的神秘化的黑格尔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和他相对立；也只是分途去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目的。他把实用主义的方法与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相结合，我把从西方资產阶级那里贩来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宋儒的直觉内省方法相结合，以与他对立。……我之所以同他辩争，本意不过是替唯心论争地盘，觉得只有唯心论哲学才足以克服唯物论哲学。所以，最终目的我与胡适并无不同。不惟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相同，而且一方面依靠西洋资本主义社会某一派的唯心论，一方面希图复活中国封建社会某一派唯心论，两相调和附会，来一个“中西合璧”，以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这种方式或手法也完全相同。（《汇编》第三缉，转引自《研究》）

冯友兰也写了一篇批判胡适同时批判自己的文章，标题是“在批判胡适思想工作中我们所的到的体会和收穫”，他说：

我不同意胡适根据实用主义效果论，把“效果”作为评判思想学説价值的标準。但我又认为评判思想学説价值的标準，不是他是否与客观实在有一定程度上的符合，而是它在逻辑上是否能自圆其説。认为一个学説的价值的高低，在于其逻辑性的强弱。实用主义的“效果”和我所谓逻辑性都是唯心的标準，也都是反抗唯物主义的标準。（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光明日报》，转引自《研究》）

这二位不愧是哲学家，即便沦落至此还是保持了“逻辑自洽”。从上面这两段话来看，贺麟和冯友兰跟胡适都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好，黑格尔主义也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也好，清代汉学也好，宋儒也好；“效果”也好，“逻辑上能否自圆其説”也好，这些学术领域里的争论，在 “无產阶级”政治面前，确实也都不过是其对立面“资產阶级”的。

其次毁灭的是人们对歷史事件的理性探讨，创造出“一整套关于因果关係的信念”（哈耶克）。周一良处在上面说的两种批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论水平”不高，早年虽然受到胡适的影响，却很快适应了“新时代”，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以期通过参加批判提高觉悟準备入党。周一良在“批判胡适的反动歷史观”一文中开宗明义，要批判胡适思想在歷史学方面的表现，指出他唯心论“歷史观”毒害所在，清除他在歷史学方面的影响。他在批判了胡适关于歷史真实性，对中国歷史的看法之后，“检查”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如下：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造成了百餘年来的贫困与落后。胡适只看见这两座大山所带来的恶果，却丝毫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他根本不承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地存在。他在一九三五年曾说过：“我搜索我半生的歷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标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胡适作为资產阶级右翼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运动，然而他始终并未认清这一伟大运动的实质。（《汇编》第一缉，页109-10）

胡适在名篇《五鬼闹中华》当中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但是在经过了思想改造等几次政治运动洗礼的周一良那里，这些“原因”都变成了“结果”，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则成了唯一符合“客观歷史规律”的原因。这个“因果链条”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不仅不容置疑，此前所有其它探讨也必须加以消灭。

再次毁灭的是一些字眼的意义。仍然借用原有的字眼，但是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然而在此过程中却形成了“对语言的完全曲解”。（哈耶克）

在非共人士那里，“五四运动”一般叫作“新文化运动”，可以跟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而这一运动的基本精神在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即“赛先生”与“德先生”。而实现这些目的的“新工具”则是白话文的应用，又称“文学革命”。而自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一文中将“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制度定性为“封建”，将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定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要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就必须将其定义为 “反帝反封建”，任何异议都不再容许存在。胡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看法比较复杂，非这篇短文所能够説清，这裡只说说“封建主义”。

如果说，五四运动包括反封建的内容，那么，首先得有“封建”的存在，纔有的可反。胡适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千年前已经解体，在西周末到春秋中期，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同时出现了一种生计（经济）上的新阶级——商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在秦解体的观点，“乱臣贼子”孙大炮和梁漱溟等也都是同意的。钱穆说得比较详细，他认为，中国歷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相对待。而西洋歷史上中古时期的Feudalism则不是一种制度，而是社会组织形态。西周封建在某些社会形态上与西洋中古史上的Feudalism有相似之处，即上层由几个家族取得政治世袭特权而成为贵族，下层為“平均主义”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但是贵族的世袭特权在战国就被推翻了，制约经济获得解放。因此，封建制度也就消灭了。

而中共根据“歷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强调殷商為奴隶社会，到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之前虽然经歷了几十个朝代，始终是封建制度的社会。走笔至此，忽然想到小学歷史课上老师讲到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说，“建立了中国歷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课下还在小人书上看到秦始皇召集群臣讨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利弊，最后采纳李斯建议实行郡县制。所谓“中央集权”也者，“反封建”之谓也。或谓封建制度并未能一次性取消，其“阴魂不散”，又经歷了多次反复到隋唐才告终结，即便如此，到二十世纪也已有千年（中原地区“汉地十八省”）。将中国社会歷史强行塞进马克思根据西欧歷史建立的理论框架，不出现“曲解”才是怪事。

因此，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毁灭的，还有（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语词的含义，并且最终毁灭真理/真相。

然而，自以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任意涂抹编造，把“勿撒谎”当作“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结果，总不免会左支右拙，漏洞百出。黄继光堵枪眼，十二（？）勇士飞夺瀘定桥的英雄事跡如此，庄则栋的三连冠如此，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不例外。

参考资料：

金凯达：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研究，自由出版社，香港：1956；

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1955；

M. 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

刘再复：宽容精神的毁灭

http://www.tangben.com/Duyutianya/gy6kuanr.htm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http://www.cumt.edu.cn/history/maozedong/index02.htm

逝去的年代－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http://www.54tsinghua.cn/classic/reader/blueprint/hist/people/xy/shiqudeniandai/M.1051944702.B0.htm#

1955年胡风事件始末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anyt/2005-01/25/content_2505298.htm

胡风事件五十年祭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5007.htm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