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不是中文笔会，说的是繁体简体汉字都不用，使用日尔曼语系拼音文字写作的丹麦笔会——但不敢说全体成员“金发碧眼”，下面提到的获奖作家Naser Khader是叙利亚移民，未能获准加入笔会的Farshad Kholghi是伊朗裔，都是黑头发黑眼睛的美男子。尽管他们堪称“上镜先生”，在下面的戏里却不扮演主角。

 

一、两个竞争团体的联合声明

 

话要从两年半前说起。2005年4月24日，两个丹麦言论自由组织——丹麦笔会（Dansk PEN）和出版自由协会（Trykkefrihedsselskabet）向新闻界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伊斯兰极端派对瑞典基督教牧师Runar S??gaard的暗杀威胁。起因是他说穆罕默德先知“恋童狂”。后来让丹麦名扬世界的穆罕默德漫画危机，序曲实际上是在瑞典演奏的。

 

大约十个月之后正戏开场，全球爆发了穆斯林大示威，多处丹麦使馆被砸毁烧毁，12位漫画家在笔会保护下被迫转入地下。素来很有决断的丹麦笔会，因究竟应该支持决定发表漫画而受暗杀威胁的《日德兰邮报》的文化编辑Flemming Rose到什么程度，而四分五裂。

 

向新闻界宣布联合声明的出版自由协会主席Lars Hedegaard是申请参加笔会不成，才另拉队伍成立新山头的。因此，这两个社团居然能采取联合行动，未免令人大跌眼镜。其实，这两个团体在捍卫言论自由方面并没有原则分歧，就是在对待伊斯兰——又是伊斯兰——问题上互相看不顺眼。笔会认为出版自由协会的反伊斯兰路线太政治化了；而出版自由协会认为笔会在关键时刻缺少勇气，有必要对其保持警觉。

 

二、两个团体的赞助单位一览表

 

丹麦笔会从2006年开始接受全国总工会（LO）的文化基金会——政治报基金会（Politiken-Fonden）、丹麦记者联合会（Dansk Journalistforbund）、艺术家表达自由协会（Kunststyrelsens Ytringsfrihedspulje），以及Bjoern Afzelius 基金会的赞助。

 

出版自由协会接受Sappho、日德兰邮报基金会（Jyllands-Postens Fond），以及文化部（Kulturministeriet）的赞助。其副主席是神学家Katrine Winkel Holm，官方教会内批评伊斯兰网络的成员，在社会问题辩论中采取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她还是极右派丹麦人民党的政治家，Soeren Krarup牧师的女儿。主席Hedegaard是老托派，无神论者，以奔走疾呼反伊斯兰教著称。在担任《信息报》（Information）主编期间于1980年代末决定发表记者Lars Willenoes揭露左派阵营暴力倾向内幕的文章。因此，无情揭露黑幕是出版自由协会成立的初衷。在协会成立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捍卫丹麦宪法第77条（言论出版自由条款），“不论受到谁的威胁，什么威胁，也绝不动摇”。

 

三、懒得退会和笔会章程

 

而笔会对言论自由则有不同的理解，包括一系列但书和条件句。 社会学家和辩论手Henrik Dahl早已厌倦了这些但书和条件句，仅仅因为懒惰才没有退会。

 

笔会章程上说，会员应“随时运用其影响力，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会员有责任尽最大努力与种族、阶级、民族仇恨作斗争，为世界和平的人类理想而努力工作。”章程中还说，“笔会主张新闻自由，反对审查制度。”“为促进既自由又负责的言论，笔会成员有责任揭露政治和个人事务中的谎言和歪曲事实。”

 

同时实现这些目标不容易。

 

四、会员资格审查程序

 

任何人都可以报名参加出版自由协会；笔会的成员资格则限于上述写作者范畴，可以申请加入，也可以接受邀请加入。恰恰是这个程序，让出版自由协会另立山头。

 

记者兼作家Helle Merete Brix和历史学家Torben Hansen，以及Lars Hedegaard合作，于2003年写作《在战争的房屋里》（I Krigens hus）。这是一本历史书，但也有一些警告伊斯兰与西方关系方面的内容，其明确的主题是，回教徒在“邪教”西方的存在背后有着清晰的意识和长远战略目标——有系统地压制世俗社会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不那么传统的穆斯林们自由表达的权利。

 

Brix以前也写过这个题目。她从经验知道，批评伊斯兰教会引起高度争议，例如法国的有关辩论就引向了极左。作为笔会成员，她缺少内部同情者，因此建议吸收Lars Hedegaard和伊朗裔演员兼辩论手Farshad Kholghi参加笔会。一开始他们认为不过是个手续问题。

 

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笔会理事会显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长达半年的内部讨论之后决定，Lars Hedegaard的申请要经过下次全体会员投票通过才能批准。讨论时间如此超长可能是因为，Kaere Bluitgenz在其作品《黑人的长处》（Til gavn for de sorte）中指控左倾人士不愿意公开辩论原教旨伊斯兰的问题，是否应该给这部作品颁发海尔贝（19世纪作家）奖，在笔会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前一年将奖项颁布给Naser Khader 的《荣誉与耻辱》（Aere og skam）也在穆斯林当中引起了文化与宗教规范方面的争议。

 

笔会部分成员认为，这些都是令人不快的反伊斯兰模式。当时Jens Nauntofte为评选委员会——不是笔会理事会——所做的辩解是，读者不必同意作者的观点，但应该承认，Bluitgen 和 Khader的作品是在争取言论自由。

 

然而，笔会是否愿意张开臂膀，拥抱又一位批评伊斯兰教不留情面的作家？Lars Hedegaard向他看不顺眼的伊斯兰或者穆斯林个人开火的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给炮弹蒙上糖衣。

 

结果，Hedegaard和Khoghi都撤销了入会申请。Hegegaard后来成为言论自由俱乐部的积极创始人。该俱乐部成立于2004年，在其网页上公开宣布，将伊斯兰视为威胁言论自由的最大危险，一言以蔽之，“铲子就是铲子”！

 

这恰恰是许多笔会成员对之努力进行斗争的“仇恨言词”（hate speech）。笔会主席Anders Jerichow认为，《在战争的房屋里》是可作教材的“仇恨言词”例证。“尤其是引言中的一些段落，作者在我所理解的‘仇恨言词’上走得太远,连尚未出生的穆斯林孩子也应该为欧洲的伊斯兰化负责！卢旺达、波斯尼亚、屠犹等悲剧都是这样开始的，”他说。

 

五、山头的诞生

 

作家兼《信息报》执行总裁Morten Hesseldahl作为新当选的笔会理事会成员认为，关于Hedegaard会员资格的辩论结果很成问题。他认为，

 

 

很干脆！

1998年，《纽约客》的撰稿人莱斯（Tom Reiss）准备到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去搜集石油热方面的写作材料，出发前，一个伊朗朋友建议他带上小说《阿里与妮诺》（Ali and Nino）在旅途中阅读。莱斯无可无不可地走进离家最近的一家旧书店，就毫不费力地找到了1972年出版的平装版英译本《阿里和妮诺》。

 

故事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巴库，处在东西方交汇点的多元文化宗教城市。阿里是个学生，出身于骄傲的回教贵族家庭，他爱上了美丽而神秘的基督徒，格鲁吉亚姑娘妮诺。他们的爱情显然不能见容于家庭和社会。为了能终生相守，这对坚贞的恋人逃离繁华的巴库，穿越荒凉的沙漠和群山，进入邻国伊朗，到达阿里的叔叔所在的山村。后来又被迫回到巴库。但是战争威胁着他们的前途，阿里不得不在对亚洲祖先的忠诚和对妮诺的深厚爱情之间进行选择。

 

书写得很好，莱斯读得很轻松。事后证明他进行的准备很有必要。他在巴库很快就听到有教养的人们引用这本书里的典故，把它称作“阿塞拜疆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阿塞拜疆的战争与和平”。

 

然而，这本书的作者却不像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那样无可置疑。《阿里和妮诺》署名“库本·萨伊德”（Kurban Said），显然是个笔名，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谁？莱斯问阿塞拜疆人的时候，得到的回答都是Yusif Vezirov Chemenzeminli，但不能让莱斯信服。因为，这位诗人兼作家的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而《阿里和妮诺》的作者显然具有多元视野和宽广胸怀，书中对20世纪初期巴库社会生活的精细描写，更像流亡海外作家的故乡回忆。《阿里和妮诺》最初于1937年在维也纳出版，在那里，库本·萨伊德经常被认定为Elfriede Ehrenfels von Bodmershof男爵夫人。

一本小说的作者居然在巴库和维也纳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作者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要把身份隐藏得这样深呢？作者的身份比小说本身更神秘，更让人好奇。于是他踏上了文学探险的旅途。经过历时几年侦探工作，莱斯得出结论，《阿里和妮诺》的作者是列夫·尼西鲍姆（Lev Nussimbaum，1905-1942）。

列夫·尼西鲍姆是何许人也？

 

1921年，一老一少出现在德国北方的某个温泉疗养地。父亲亚伯拉罕·尼西鲍姆（Abraham Nussimbaum）器宇轩昂，出手阔绰，显然很富有。16岁的儿子列夫·尼西鲍姆（Lev Nussimbaum）给人的印象——只能用“惊为天人”来形容。他的一切，高加索人的体魄、无懈可击的德语、东方式的魅力和早熟，都不能不令人击节赞叹。父亲想让他在本地高中就读，但是他跟其他学生不合群，于是改在温泉疗养院里接受私人教师的课程。不久，他就开始跟邻居，著名小提琴家下棋，并初次亲吻漂亮的德国姑娘。却总是不欢而散。他对女人露骨的欲望有着深深的厌恶，她们的金发让他觉得不是人，和他自己东方式的高贵天差地远。

 

列夫后来转到柏林的俄国高中，学校的课程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先偷偷选读了许多大学的东方学课程，后来用Essad Bey Nousimbaoum的名字在斐特烈·威廉大学注册。1922年在柏林改宗伊斯兰教。列夫的家世，据他自己说是巴库世家，父亲来自突厥-伊朗贵族家庭，是Bukhara酋长的亲戚，母亲是俄国贵族小姐，后来成为虚无革命党人，离家出走。这些都完全符合当时人们的东方想象，给聪明绝顶的美男子列夫·尼西鲍姆增添了神秘而高贵的色彩。

 

列夫·尼西鲍姆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多少让人有些失望，但他的文学才能很快弥补了这一点。他给自己起了个Essad Bey的笔名。Essad Bey是Lev的突厥语变体，二者都是“狮子”的意思。1926年前后开始为《文学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杂志投稿，获得“东方专家”的名声。1930年代初成为主要写作当代历史和政治问题的作家，作品畅销西欧。刚满24岁，他就出版了第一本学术著作《东方的血与油》（Blood and Oil in the Orient ，1930, reissued by Aran Press, 1997）），立即在德国大获成功。他的第二本书是《斯大林传》（Stalin: The Career of a Fanatic，1931）），向欧洲读者描绘出格鲁吉亚人斯大林经典东方独裁者的形象。

 

当时的中欧正在流行东方热，民族/国家/历史/种族都是超级热门。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飘荡着东方的独创性和激情，犹太女诗人Else Lasker-Schüler穿着宽袍大袖游荡出没在咖啡馆和酒吧。“狮子”也装扮成神秘的东方人，在选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的Café Megalomania精彩亮相，其学识和优雅的举止很快就在柏林知识精英圈子里得到承认。

 

他的政治立场极右。1931年参加德俄反布尔什维克同盟，其大部分成员“不是纳粹，就是很快会变成纳粹”。他还参加了主张霍亨索伦王朝复辟的社会保皇党。他跟法西斯主义的青年俄罗斯运动也有联系。

 

居留柏林期间，他跟奥地利男爵夫人Elfriede Ehrenfels有过一段浪漫关系，后者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和来历。他后来跟女诗人，业余诗歌爱好者，鞋业巨商的女儿Erika Loewendahl结婚。但这段婚姻很快就失败了，成为轰动一时的小报丑闻。

 

当时的东方热中混杂着种族主义和反闪主义（Anti-sematism）。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风潮涌动，即将兴起，这两种极权意识形态实际上同样混合在“狮子”身上。他在1930年代出版的反犹太作品中被称为“历史伪造者”（Geschichtsschwindler），而纳粹在1933年掌权后，“狮子”的作品在纳粹党的名单上还是列为“对德意志精神大有助益的精彩之作”！

就在“狮子”勤奋写作大量学术文章的时候，脚下的土地开始燃烧。1938年，他的犹太人身份被揭发出来，于是逃出纳粹控制的维也纳，辗转到达意大利。“狮子”现在离婚了，健康状况越来越坏，仅靠德国朋友帮助而生活。Omar Rolf von Ehrenfels男爵跟Essad一样也是改宗的回教徒，男爵夫人Elfriede Ehrenfels成为受Essad操纵的木偶。她用“库本·萨伊德”（Kurban Said意为“幸福的牺牲品”）的笔名出版了《阿里和妮诺》。这本书在1937年出版时立即大获成功。“幸福的牺牲品”35岁时贫病交加死在意大利的 Positano。

 

如果“幸福的牺牲品”确实是列夫·尼西鲍姆，那么他出生在阿塞拜疆巴库一个暴富的石油工业家家庭。他的父母是从反犹压力下逃出东欧的犹太人，到新发现了石油的阿萨拜疆去碰运气。列夫就出生在前往东方的火车上，7岁时母亲自杀身亡。1918年，父亲带着列夫离开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巴库，踏上流亡的长途，可能有德国家庭教师随行。这就是他的德语如此出色的原因。他们穿越突厥斯坦、波斯（今伊朗）和高加索，他因此而接触到各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白卫军控制巴库期间一度返回，短暂逗留后再次出逃，和成千上万白俄一起于1921年到达文化大熔炉——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后来尼西鲍姆父子又辗转经巴黎来到德国，他正式改宗伊斯兰教两次，但是无济于事，因为纳粹迫害的犹太人是按照种族，而非宗教来认定的。所以当他的犹太人身份被揭发出来之后不得不出逃。

 

当时的很多东方学家都是犹太人，人们在辩论，犹太人是否因为东方起源的文化优势而更能理解东方。许多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都受到当时流行观念的影响，认为人们深深植根于领土，不少人从东方的故乡报道深山里的犹太居民或游牧民的故事，和欧洲的犹太世界公民完全不同。然而，列夫·尼西保姆始终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属于任何国家，也属于哪一个民族，更不属于哪个政治党派。

 

也许，《阿里和妮诺》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列夫·尼西鲍姆并不那么重要，因为文本一旦产生就和作者脱离了关系，而具备了独立的价值。莱斯的“文学侦探”活动所揭示的却是另一些东西。列夫·尼西鲍姆跟纳粹和犹太复国主义都有关系，但是他并不真正属于任何政治派别，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没有“本质性定义”的“个人”，其身份（identity）毋宁是自由创造的结果。也许，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进行创造，不过是根据环境的需要不断加以调整而已，到后来，什么是历史（Geschichite）什么是伪造（schwindler），连他自己也分不清了。

 

Works attributed to Lev Nussimbaum
Blood and Oil in the Orient (1930, reissued by Aran Press, 1997)
Twelve Secrets of the Caucasus (1930)
Stalin: The Career of a Fanatic (1931)
White Russia: Men Without a Homeland (1932)
OGPU: The Plot Against the World (1932)
Nicholas II: The Prisoner in Purple (1935)
Allah is Great: The Decline and Rise of the Islamic World (1936) (with Wolfgang von Weisl)
Mohammed (Essad-Bey book) (1936)
Lenin (1937)
Ali and Nino: A Love Story (1937, reissued by Anchor, 2000)
Reza Shah (Essad-Bey book) (1938)
Girl from the Golden Horn (1938, reissued by Overlook Press, 2001)

 

《阿里和妮诺》故事梗概：

 

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二百年，交战双方都有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丹麦方面有人提出，一场败仗有什么可纪念的？英国方面，“哥本哈根之役”一般指1801年那次，很少人记得1807年的第二次。

 

在经历过20世纪一系列大轰炸，进入21世纪之后，在“超限战”已经被写成书，作者在电视上谦恭儒雅风度翩翩地回答观众提问，恐怖袭击被一些人视为公平报复的今天，平民伤亡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九一一”在几分钟之内就死掉三千，伊拉克每次自杀炸弹都得死个百儿八十的，都是在学校、市场之类地方聚集活动的平民百姓。

然而，还是古人人心古。当时欧洲舆论哗然，而且穿过大西洋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汤玛斯·杰佛逊总统说，英国人的行为“凸现出国民道德的总体沦丧”（signalised by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national morality）。英国人闹了个灰头土脸，胜利并不光荣。在伦敦的股票市场，Lloyd咖啡馆（保险股票市场）和社交集会上形容不名誉，背信弃义的行为就叫Go Copenhagen。英国人还因此而形成了Copenhagen Complex。

因为，那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平民为攻击对象的战争。不错，屠城之事古已有之，中国人熟悉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还有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凡是遭到抵抗，都要屠城。等等。等等。但这些都是在城破之后进行的，攻城阶段基本上是“拿枪的敌人”之间的战斗。以摧毁对方战斗意志为目的，攻击民用目标和公共设施，以求尽快解决战斗的战争哲学和战术应用，就是从第二次哥本哈根之役开的先河。而且，在1801年第一次哥本哈根之役后，丹麦已经被迫退出了以俄国为首的武装中立同盟，在英法争霸的战场上属于所剩不多的几个中立国之一。肆无忌惮地攻击一个中立国，在当时是违背战争伦理的。

对于丹麦来说，这场战争是致命的伤痛。它是历史的转折点，从中等规模的海上强权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它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直接导致了1813年国家银行破产，和1814年失去挪威。但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几十年里都是盟邦，所以官方版本的历史记述都低调处理。我看到的材料都强调各种偶然因素，像双方外交官的无能啦，特务提供的错误情报啦，拿破仑的阴谋啦，英国朝野事前的反对意见，事后的羞愧啦，当时在英法之间还偏向英国一点 ……等等，没给英国人上纲上线。

但是，双方都不否认这段历史的存在。

关于平民受害人数， Frederik Münster主教在1808年写道，“大不列颠可以吹嘘进行了一场破坏性战争，没有多少针对战士和武装者，而是针对手无寸铁的人们，针对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杀死了城里1600人，让千百万人们为死去的父母孩子而哭泣。”当代历史学家Mia Lade Krogaard认真研究了教堂记录、警方档案、报纸和其他资料，得出结论，在围城和轰炸期间有1200人死亡，还有200人作为轰炸的直接结果死去。那么就是1400人。英国历史学家的观点从200到2000人不等。一般来说，在双方都不否认的平民伤亡事件中，加害一方有缩小数字的倾向，受害一方有夸大数字倾向。在这个案例上却不完全适用。丹蠓矫娑倌昀垂兰频奈蟛钪辉?00人左右，而英国方面的估计则相差十倍！也许，伤亡人数永远得不到确定，但是无论如何，英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否认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最后说说这段历史中两个不大不小人物的结局。

英国大使加尔莱克（Benjiamin Garlike）回伦敦述职，英王拒绝接见他。外交部长坎宁（George Canning, 1770-1827）让他提交丹麦战备情况的报告，那是出师之名，但他却找不到这支“冒烟的枪”（见前英军多次推迟启航原因）。坎宁就将他解职了。

丹麦陆军总指挥佩曼将军被送上军事法庭，判决剥夺一切荣誉、财产、生命，也就是说，撤销荣誉没收财产后处决。摄政王储亲自出面减刑，改为撤职，不发退休金，“流放”德国。“流放”加引号是因为他本来就是德国人，拿破仑失败后补发退休金，在兄弟家终老。如果说，当初英国代表对摄政王储提出的是任何独立国家都绝对不可接受的选择（每年支付10万镑，或让我们夺取舰队），那么摄政王储又把绝对不可能完成的守城任务交给了这位忠实的老臣。难怪他在腿部负伤后对医生说：“为什么不射中我的心脏？”

仗就这么打完了。

根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英方取得了“完胜”，开战前多次提交的战书（8月20日，9月1日，9月2日）内容完全一样，都是要求丹方立即交出舰队。经过三天的炮轰之后，终于同意交出，在后来的几个星期内开走。根据成王败寇的逻辑，战败一方只有打落黄牙肚里吞，废话少说，认栽。可是这场仗打得有点怪怪的。

丹麦好歹也是主权独立国家，英国居然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交出舰队，究竟是从何说起呢？ 丹方守军统帅的反应也怪。在英军登陆后的两个星期里毫无抵抗，听凭英军安营扎寨，步步为营，一点一点缩小包围圈，直到兵临城下才仓促出兵，短暂交火失败后退守城里。守军都是些老弱残兵，那么就该听话，乖乖把舰队交出来，干吗非得敬酒不吃吃罚酒，炸死好多人，毁掉三分之一的城市，最后还得交出舰队。如果佩曼不是真的老糊涂了，他三次强硬拒绝，有恃无恐似的，究竟倚仗的又是什么呢？

话要从1793年说起。

自从法国大革命进入雅各宾专政阶段，“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之间的转换就像走马灯一样快，雅各宾三巨头当中的两个——丹东和罗伯斯比尔先后登上断头台，马拉则在家中遇刺身亡，英国和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也开始了。亚非拉的“池鱼”有多少遭殃自然不在话下，欧洲本土的“城门”也纷纷起火，各国都要划线站队，不得置身事外。然而，不管站哪边都不如保持中立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所谓“中立”也者，两边做买卖从中赚钱之谓也。“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真理适用范围仅限于中立国。

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样的美事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第一，本身有相当的实力；第二，交战双方或多方认为保留这样的中立地带符合他们的利益，不来找你的晦气。两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的中立，瑞典和瑞士保持到最后的中立，就符合这两个条件。这也是十八世纪下半叶丹麦竭尽全力要保持的地位，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以当时欧洲排名第三的强大舰队为后盾，商船满载着货物周旋于英法两国之间，赚取了大量钱财。那段长久的和平对丹麦来说极其宝贵，利用贸易获得的利润进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农奴制。1770年代经济起飞，从此被称为“繁花似锦时代”（den florissante tid）。

可惜好景不长，丹麦在1800年不得不与俄国为首的强国结成“武装中立同盟”，英国希望丹麦退出，否则宣战。1801年4月2日，英国舰队驶向哥本哈根。双方相持不下阶段，海德公园的民意显示希望停战。然而，海军上将奈尔逊（Nelson）坚持要狠狠地打，他登上伦敦市内Trafalgar Square的高桩发表演说，说服英国民众支持将战争进行到底。这是比较著名的第一次哥本哈根之役。

丹麦在哥本哈根之役后被迫退出武装中立同盟，但是在英法两国之间“选边”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受到来自双方的强大压力。拿破仑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在1807年战胜俄国，并和俄国在同年7月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强迫沙皇参加旨在摧毁英国经济的大陆封锁同盟，封锁口岸，停止与英国贸易。

来自雷霆万钧的拿破仑的强大压力让英国人对丹麦的立场不安。英国首先对丹施加外交压力，给些颜色看看。与此同时，拿破仑的军队还在向北推进，在1806年占领了汉堡。丹麦的地位岌岌可危，活像夹在两片指甲之间的跳蚤。

就在这个时候，特务出来捣乱了。在Le Havre的一个英国特务向外交家Lord Pembroke发出一封秘信，说根据可靠消息，拿破仑准备夺取丹麦舰队并用它来侵入爱尔兰。Lord Pembroke一听就急了。原来法国的海军在欧洲排名第二，经过和英国在地中海的两次交战（Aboukir-1798, Trafalgar-1805）中受到重挫，其中一次拿破仑的400条船只打剩下2条。丹麦舰队原来在欧洲排名第三，现在上升到第二，拿破仑完全可能打它的主意。要是得逞，玩儿一个 “武松打虎虎不死”，两场仗不就白打了吗？于是，Lord Pembroke他说服英国政府，丹麦舰队即将装备就绪，等着拿破仑来开走，必须加以阻止。这是英国出兵的理由，其目的是避免丹麦舰队落入法国之手。

英军登陆之后基本上没有遭到抵抗，丹方陆军总指挥佩曼将军是不是废物点心？是也不是。佩曼出生在德国，是个才华横溢的——军事工程师，对城防建筑做出过贡献，目前皇家近卫军的营地就是他设计的。他早年参加过战争，估计也没担任指挥，后半辈子都消磨在办公桌和绘图板之间了。英军登陆前后，他给守军下了死命令：不许开第一枪，根绝一切挑衅行为，等待正式宣战。当第一颗炮弹落下来的时候，城头守军和市民毫无防备。那么英国是否不宣而战？

如果你问英国人，他们一定很委屈，比日本人听说说偷袭珍珠港不宣而战更委屈，“俺们宣战啦！”就事论事，英国人确实发过战书，可他们没给佩曼发，而是把战书送到荷尔施泰因去了！（今日德国境内的荷州，当时“地位未定”）因为，当时丹麦名义上的国王克里斯钦七世有精神病，早已不管事，由王储腓特烈（后来的六世）实际掌权，父子二人都在那儿，率领着5万主力部队——干吗？防备拿破仑率领法军北上！

所谓“中立”，要做到完全不偏不倚也根本不可能。如果说丹麦原来多少偏向法国一点，到了十九世纪初期，随着法国文化领袖的地位式微，风向已经转了，全国上下弥漫着崇英的气氛，崇拜英国的一切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挨了英国一通狠揍，从此一蹶不振，你说冤枉不冤枉？

要说王储一点消息也没得到，也是冤枉的。英军登陆之后曾派人进城面见王储，递交哀地美敦书：将丹麦舰队借给英国——将来归还；否则将炮轰哥本哈根。王储一听火冒三丈，舰队是他的命根子，岂能随便“借”人？！

既然谈崩了就备战吧，他又不备，相反，带着他那疯疯癫癫的老爹和部长们走了。王储撤退到了基尔（Kiel，今德国境内），因为担心法国军队从南面进攻，丹麦军队主力都在那里。根据民间传说，当他们渡过大贝尔特海峡的时候，国王化装成农妇，王储化装成水兵。后来王族和贵族们也带着银器珍宝，厨师佣人纷纷离去。守城任务就留给那位70岁的 文职将军，“绝不能开第一枪，避免任何挑衅”就是执行王储的命令。

王储的考虑是，哥本哈根能挺几个月，等待拿破仑方面的反应。说白了，就是打算让英法直接对抗，他可以乘机溜号。本来也没他多少事儿，你们两大国闹矛盾，自个儿解决去吧。混好了再赚个仨瓜俩枣，将土改进行到底。

别说他是白日做梦，等着天上掉馅饼，这个“伟大战略”还差一点就奏效了。英军中有一个人，名叫Arthur Wellsley，后来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是也。当时他刚在印度打了一仗，这次是第一次在欧洲本土作战。他就不赞成集中火力炮轰的战略，而主张切断阿玛岛与西兰岛之间的通道，断绝城市的供应。相对于轰炸平民是比较“人道”的做法，但是事后证明，从英国人的观点来看，幸亏没有采用他的建议，不然拿破仑那里真的有所动作，舰队就不一定是英国的啦……

剩下的问题是，特务的情报准确不准确？英军占领哥本哈根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带走丹麦舰队，他们发现，停靠在基地Holmen的船只都是拆卸了的，根本不能很快启航，因此一再要求宽限时间。特务的情报基于外交界的流言，虽然“查无实据”也“事出有因”，很可能是法国的诡计。根据英国历史学家Thomas Munch-Petersen研究，关于法国要进攻丹麦的谣言是拿破仑散布的，他向海军部长下令散布法国很快就要夺取丹麦的谣言，目的在于让丹麦跟英国一刀两断，死心塌地跟着皇上闹革命！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说，“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既然个个都是冤枉的，那么人死了，城市毁了，究竟是谁的责任？”我的回答是，如果有线性的因果关系，如果有可能追究明确的个人或者民族-国家责任，人类的大部分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

1807年9月2日，星期三。哥本哈根。一个夏末秋初晴朗的夜晚，太阳还没有落山，它穿过稀薄的云层，慷慨地将那没有热力的光线洒向这座素称“北欧小巴黎”的美丽城市。

尽管由海军上将Gambier率领的三万英国大军已经于8月16日在西兰岛北部的Vebaek登陆，并且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将这座城市团团围住，在距城墙几百米的地方架设了火炮，尽管留在城里的5500名士兵已经动员起来，还有4000名手工业工人组成武装市民，2400名农民民兵和800名大学生组成的志愿军在城墙上守卫巡逻，市民们还是在晚饭后到城墙上散步。他们乐观的天性宁愿相信好运和英国人的和平意图，毕竟，还没有宣战，历来以绅士风度著称的英国人怎么会不宣而战呢？人们仍然记得，1801年的结局多么美好，城市怎样英勇地保卫自己。市民们亲切地和守城的士兵和民兵交谈，给他们送食品和饮料，那时，与其说是围城中的困苦，不如说是民众的狂欢，人们在节日气氛中并肩战斗。

7点刚过，一颗炮弹毫无预警地落在国王新广场（Kongens Nytorv）和圣尼古拉教堂附近，轰炸就这样开始了。消防队员和市民用水桶和一切能够拿到的用具英勇地灭火。但几乎没有作用。17岁的目击者Carsten Hauch事后回忆，“空中满是炸弹和火箭炮弹，就像巨大的焰火在头顶升腾。看上去，星辰也脱离了轨道，向我们降落……天空满是炸弹，火箭炮拖着长长的尾巴；这些燃烧的火焰看上去很美。圣母堂（Vor Frue Kirke/Our Lady’s Church）在夜间被击中起火，我们正在烈焰包围的高塔上。”

火箭炮弹穿过空中落在房屋上。空中回响着大炮的雷声，炸弹爆炸，子弹呼啸，屋顶坍塌…… 英军在测试炮兵军官William Congreve新发明的Congreve rocket，它可以穿透几层楼，到达地下室才停止，而那里有许多躲避轰炸的人们，多数是老人、妇女、儿童。孩子们就在母亲的怀里死去。
 

英军发射了大约一万枚炮弹和燃烧弹，圣母堂附近的整个街区夷为平地。火灾受害最严重的是城里的贫民聚居区。风刮进打开的窗户，里面悬挂着马鞍等易燃物品，生病的孩子在摇篮里哭喊，他们降临人世最先遭遇的竟然是这样冷酷的无情。
 

英国人有意瞄准城里的高塔，那是这座城市的骄傲。目的是用恐怖炸弹摧毁居民区，通过摧毁保卫城市的象征瓦解爱国意志。圣母堂的高塔终于“在敌人的欢呼声中”倒塌了，一股火焰冲向拉丁区，烧毁了学生宿舍和教授住宅。

幸亏丹方守军在少数胜利的战斗中成功地阻止了英军封锁通往阿玛岛（Amager）的道路桥梁，因此难民的洪流能够逃往炮弹射程之外的克里斯钦港（Christianhavn ）和阿玛岛。

9月6日清晨6时，被王储腓特列（后来的腓特列六世国王）任命的陆军总指挥，72岁的老将军Peymann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时三天，共42小时的夜间轰炸结束了。

海军维修工人举行起义，威胁说，如果交出舰队就要摧毁城市。但是英国人还是得到了想要的东西。10月20日，英国舰队驶向海峡，还带着第一批100艘船，后来又开走了80艘战舰和243艘运输舰。

舰队张满风帆驶向与瑞典交界的厄勒海峡（Oeresund/the Sund）。瑞典国王从斯德哥尔摩专程南下，坐在海边观赏世仇的军舰挂上米字旗的美景。他的心情可以用中国古典小说戏剧里的话来表达：“丹麦呀丹麦，你也有今天哪，哈哈哈哈哈哈！”

六月雪MM在最新回国观感中发出“天问”：

看了忍不住想发点煞风景的议论，姑且谓之“地答”，好像连平仄都对上了呢！：）

六MM的“天问”跟屈原的又有些不同。她不是仰天追问宇宙的奥秘，而是一只脚站在“现代”早期，另一只脚站在“后现代”，居高临下发出的提问。此话怎讲？

首先，她对“破纸袋、旧玩具、硬币、心血管模型、人体部位……”能否算作“艺术品”表示怀疑，其出发点乃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西方艺术所确认的美学原则：艺术乃是美的理想之表现，乃是感性与理性之综合。据此，未经加工直接取自“生活”的物品，不能算作“艺术品”。

可接下来她的提问，“这世界为什么需要艺术家？难道我们活的还不够艺术吗？难道麦地稻田不是艺术博物馆吗？”又是“后现代”的。要明白为什么这么说，得讲两句夹在中间的“现代后期”。

大体上说从19世纪中下叶的浪漫派，印象派，到20世纪初的立体派、表现派、未来派、抽象派、野兽派……所挑战和突破的都是上面所说的“美的理想”，“感性与理性之综合”，这些流派或偏向感性-感情一面（如浪漫派），或者偏向理性一面（立体派、抽象派、野兽派），但是保留了一点“传统”，那就是，艺术品必须是艺术家本人所制作的，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否则版权官司打不清楚。：）

到了1917年，法国达达派艺术家杜桑(Marcel Duchamp 1887 – 1968)把一只（现成的）小便器命名为《泉》，送交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展览。

 

这些艺术家本身也都是“搞恶”的，见惯不怪，心平气和地收下了这件作品展出。但是问题出来了：这小便器并不是杜桑本人制作的，他的“加工”充其量也就是个命名。那么将这件物品当作艺术品来展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艺术品和非艺术品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为杜桑辩护最浅显的理由，就是“他是一个艺术家”，有其他作品为证。这个理由跟毕加索遭到“素描不过关所以走左道旁门”的攻击时，猛画了一通“写实”作品，让这些人闭嘴似的，多少有点驴唇不对马嘴。难道一个人具备能力A，就能辐射到他做的B, C, D, E, F……等等上去，让这些东东获得justification？

也许，“小便器事件”突出的是艺术家，他们并不仅仅是完成艺术品的“工具”，也不仅仅是有权收藏，转让，出售，以及毁坏作品的“版权所有者”，而是有着完整“存在”的独立个体。艺术家也要“结社”，他们组成的团体就形成一种“建制”，一种审查机制，由他们来决定什么能进，什么不能进，让谁拿来的东西进，谁拿来的不让进……

进什么？进博物馆（及其延伸美术馆/画廊）的大门。Museum起源于希腊化时代的亚历山大城，原意是“缪斯的家”，奥林帕斯山上文艺女神居住的地方，自然“分有神性”，类似于神殿。（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十八九世纪博物馆兴起的时候，采用“缪斯的家”来命名，一方面体现了“回归希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基督教堂的建筑原则。它是艺术的圣殿，一个白色的方形空间（White Cube），供人在圣殿中膜拜。这种安排将艺术品与周遭原生的生活世界隔离；将创作情境与观赏情境隔离；将审美体验空间与日常体验空间隔离。而上面说的艺术家建制就是“缪斯之家”的守门人，由他们来决定什么东西有资格供人膜拜。

“破纸袋、旧玩具、硬币、心血管模型、人体部位……”通过审查摆进美术馆/博物馆里就是艺术品，这是“现代”艺术观。世界需要艺术家就是需要这样一群做决定的“法官”，就是这样一种建制。

但是，所有建制化的东西都是生来让人突破的，何况以个人独创性为生命的艺术？于是就有人要来“破”，破什么呢？就破这个“隔离”。

“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乃是“后现代”的观念。上星期正好去参观了一个本地剧场，设在经常去买肉的批发商场附近，却一直不知道剧场的存在，惭愧啊！不过这剧场跟卖肉却有历史渊源。这个地方过去处在集市和屠宰场之间，名字就叫“牛尾巴”（Oeksnehallen）的集市部分已经改建成大型文化中心。

旁边一排房子原来供关/拴从市场买来等候行刑的牛羊。一位有戏剧理论博士学位的先生获准租用其中大约30平米的上下两层，如获至宝，跟几个哥们忙前忙后地张罗，将这间名副其实的“前牛棚”布置成演出场地。

那天是陪两位国内来的舞蹈家去的，先蹬梯子上了屋顶阁楼，一回头，舞蹈家之一的脑袋冒了出来，赶紧按快门，没照清楚。多好的光线构图和人物表情啊，5555！

那位戏剧理论博士是个行为艺术家。他看到大学有个高级讲师的职位，就穿上花哨的女装，浓妆艳抹地去交申请材料。结果收到通知，以发表学术文章太少为理由，没有约他面试。“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因为怀疑我有换装癖才不约我面试，但是可以肯定，他们的录用标准只重理论，不重视演出实践，我的简历上开列了许多演出活动，”他说。现在他靠什么生活没有打听，反正行为艺术没少做，光给我们看的就有穿着淑女装落水之类。此人是同性恋者，特别关心“另类性倾向者”的生存状态，“不仅是从个人出发，还要表现一定的普遍性，”他说。“你毕竟是个理论家，”我说。

理论也好，实践也好，行为艺术搞到求职上去，也算是登峰造极了。——嗯？“登峰造极”有从地面上天的倾向，所以六MM的“天问”还是没有答案。

转眼，胡河清已经死去八年了。时间没有将他从记忆中抹去，却终于使我能够沉静下来，写一写这位早逝的天才。

 

河清是我的表弟。用外国的说法，应该是“从表弟”(second cucine)。我们的外祖母是姐妹，我的外婆居长，他的外婆排二。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三姨婆，终生未婚，是河清给她送的终。按照中国的习惯，“一表三千里”，所以把他叫做 “表弟”并没有故意拉近关系的意思。何况我们的母亲都是独生女，自幼姐妹相称，并不理会那个“表”字。不过因此也就留下了称呼混乱的种子。我倒是照规矩叫河清的父母“小姨”和“姨夫”，他却叫我的父母“干爹”和“干妈”。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认这个干亲。至于我们各自的外婆，都按照她们老家的习惯叫做“阿婆”，而对方的外婆则分别叫做“上海阿婆”和“北京阿婆”。再往远里说，我们的外祖母姓许，出生在浙江海宁峡石镇，和徐志摩同乡，许家和徐家互通婚姻。现在被“炒”得热火朝天的徐志摩陆小曼的故事，最初就是听我母亲讲的。

 

我每次去上海都住在“上海阿婆”家里，所以现在看到纪念文章里出现“老公寓”，以及室内那些“老旧而黯淡的家具”，都会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关于这所“老公寓”，还有一些话可说。这座西班牙风的公寓大楼是李鸿章办洋务的产物，原名“枕流公寓”，一个多世纪以来和许多文化名人都有些渊源。听姨婆们说，孙道临和王文娟结婚时，新房就设在那里，虽然他们不久就搬走了，却给邻居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一天据说是来了小偷，孙道临闻讯立即抄起一把雨伞，一马当先冲出门外去抓小偷。还有作家孙峻青、电影演员周璇以及乔奇、孙景路夫妇也住在那里。现在有人说张爱玲也住过那所公寓，恐怕不是的。看张描写的公寓，也让我联想到枕流公寓，后来在什么地方看到，张的姑姑“仍然”住在“那套公寓”云云，地址却是别的地方。

 

河清出生的时候，我父亲正好到“黄河之滨”那座城市去出差。因母子都还没有出院，就和他的父亲一见如故，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兴正浓时，姨夫问要不要吃点点心，父亲没有推辞。后来才知道吃掉了他们一个月的配给，后悔不已。回到北京后听说给他起名叫“河清”，我父亲说：“原来有‘何年何月黄河清’的说法，现在说‘河清有日’。取的一定是这个意思。”尽管黄河至今一如既往名实相符，他当时却没有猜错。河清满月的时候，姨婆把他带回上海，报上了户口。 

 

两年以后河清出现在北京时，已经完全成了个苍白而清秀上海孩子。上海人不爱在北京住，没有不爱到北京玩儿的。晚饭后到市中心去划船，欣赏落日余晖中的湖光山色，对上海人来说简直匪夷所思。带河清来的两位姨婆兴高采烈，父母也竭尽地主之谊，故宫、天坛、颐和园、十三陵，一一奉陪。举家出游，总是我父亲总是背着他长途跋涉。河清已经会说很多话，不过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毫无印象了。

 

我那时还是独女，两年以后，我有了一个弟弟。父亲对我说：“父母之爱不会因为孩子的增加而减少。”我当时不明白这话是从何说起。武汉的表妹长大以后告诉我，小时候来北京过暑假受了不少委屈。河清却从未提起我有过什么不友好的表示。不过，当我弟弟寄养在上海的时候，河清却明显地很不高兴，经常和他打架。姨婆给他们一人做了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上装，两人打架时滚成一团，活像两只“棕熊”。儿童的敌意是不自觉的。

 

西谚云：“家中无英雄。”不过河清母亲的聪明却是亲戚里公认的。听我母亲说，她看书极快，一小时能看一二百页，而且能记住，讲得头头是道。英文是从小学的，解放后从众学了俄文，考大学却报了中文系。大学期间上了几天德文课，就“啃”原版黑格尔《美学》，写出研究文章，导师非常欣赏。这些都是听我母亲讲的。有直观印象的，是她经常于星期六下午，携衣料一段来我家，于晚饭后裁剪缝制成既不符合裁剪规则又不符合最低缝制质量标准的“奇装异服”，于次日参加集体活动。那时候她似乎很“进步”。因为外婆教育我不要浪费粮食的时候总是说：“小姨看见要骂的。”后来她出访美国，还在某长春藤名校获得妇女成就奖。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谁也不去理会儿子。他的本事再大，也是应该的；表现平平，就说“他妈把灵气占完了，没给他留下”。我母亲就说过：“怎么清清至今未见精彩？”她不会想到，精彩在后面。几年前碰到一个文学博士，听说我是胡河清的表姐，说：“真的吗？他是天才！”八十年代中期河清曾寄给我一份《文学评论》杂志，上面有他写的张洁作品评论。当时回信夸了几句，没有放在心上。直到他死后，辗转托人买到《灵地的缅想》，又辗转托人带来读完，才得出一个结论：“毕竟是小姨的儿子！”这本书要是让他母亲看了，大约还是会嗤之以鼻。我也承认其中一些观点未必站得住。再说，他满打满算也就会一门英语，撑死了再加一门二外（书中谈海德格的地方照描的德文还用错了）字和画也都不如母亲。不过，就文章而言，比他母亲的好，而且那古今中外纵横捭阖神游八极的架子，乃是从家学中得来的。

 

胡河清的家庭是非常不幸的。据说他在华东师大对人说：“父母都在，但是不来往。”听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 

 

他的父亲当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才子，还作过“芝麻绿豆官”，不幸于1976年突然病倒，十年后又因中风而半身不遂。此是后话。父亲病倒后，他从上海转学到“黄河之滨”借读了一年，顺带照顾父亲。“从少年时代起就担起家庭的重担”云云，即指这一段经历。他自己认为，这一年转学借读影响了高考，没有考上重点大学。他母亲却从此认定儿子是一个失败。他之所以要发愤写文章，考博士，都是为了向母亲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这话是我说的。）后来他的父母要离婚。我母亲对他说：“离婚了，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结果恰恰相反。离婚一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理成功，父母也都和他断了联系。他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只字不提父亲，让我很奇怪。在我看来，他对母亲的怨怼应该是大于父亲的。

 

河清的外祖母于1983年去世，最后陪伴他的只有我们共同的三姨婆。九十年代初，我收到了他一封信，信上说，“三公公自从跌了一跤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三姨婆卧床一年之后去世了。是河清独力操办的丧事。事后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没有通知她，大意是说：“我知道你有深厚的西学修养，曲折的人生道路，相信能够得到理解。”我母亲来信说：“我的‘西学修养’和‘曲折人生’使我能够‘正确对待’这件事。” 三姨婆虽然终生未婚，却特别富有牺牲精神，她的母爱都给了我的母亲，他的母亲，我和我的弟弟，当然，最多的是给了河清。他只字不提这位三姨婆，也让我感到奇怪。

顺便说一句，河清对我的写作能力不抱希望，因此上面和下面说的都可以摆脱“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他说过：“你练也是白练，写不出来。”对我母亲的文章却十分推崇，说“干妈的文字很有个性，从写信上就可以看出来。”他还说，“鲁迅的文章之所以好，就是有个性。”我母亲认为自己的英文比中文好，得知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感到“不胜荣幸之至”。他那位目空一切的母亲，反倒没有十分批评我的文字。对此，我也感到不胜荣幸之至。可见“家中无英雄”的反面就是互相吹捧，不着边际。

 

尽管他宣布我的文字无个性，用有无个性当作评判标准这一条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就经常有意无意地用有无个性来衡量文字的高下。虽然我也有一些东西“蒙编辑大人有眼无珠”（张中行语）发表了，但是不时的还是中心惴惴：我有个性吗？

 

不管他们认不认我，我都必须承认胡河清一家对我的影响。他们后来虽然分崩离析了，共同点还是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都喜欢在饭桌上高谈阔论。用我母亲的话来说，“手里捏着一片馒头，从米尔顿失明说到尼采发疯，中间在老庄上转一圈，馒头还没吃完。” 

 

他的母亲，除了海阔天空地给了我不少启发之外，说过，“要养成工作的习惯”。工作应该成为一种习惯，这是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听到的。惭愧的是，我自命尚有读书的习惯，工作的习惯却至今没有养成，因此也免去了编辑大人们的一些麻烦。

 

他的父亲一度和我通信很勤，别的都忘记了，只要两句话记得很清楚。一是：“稿子是商品，动笔之前就要考虑‘出脱’的问题。”另一句是：“情场失意，可喜可贺。不失意算不得到过情场。”

 

前一句究竟对不对，我不知道；后一句不仅肯定是对的，而且可以推而广之。河清若是不死，对我来说就永远是一个窝窝囊囊的表弟。他就是再拿一个博士，再出两本书，我也只嘴上说一句“恭喜”，心里为他小时候欺负我弟弟，长大了说我的文字无个性，而耿耿于怀。现在他死了，不可复得的一切才变得珍贵起来。这大概就是人生的况味吧。

 

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忏悔。在胡河清的家庭关系中我还扮演过一个非驴非马的角色。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假，我带着学生去“黄河之滨”作社会调查实习。当时他的母亲已经和我们几年不通音讯了。不知受什么心理的驱使，我打听到她的住址，硬着头皮登门拜访。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我没有被一顿臭骂堵在门外，而是得到了相当的礼遇。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家中没有一般“早期海归派”置办的“大件”，电视冰箱一概付之厥如。书架上一半是尼采作品和有关研究著作，另一半是些“二三流的明清小说”。他母亲招待我吃了一只净重325克的咸肉罐头之后，提出让我到他父亲的老家去，陪他把离婚手续办了。

 

回到北京之后就开始筹划如何完成这个艰难而不愉快的任务。出乎意料的是，此行得到了我母亲的全力支持。也许是“西学修养”使然，她不仅毫无“劝合不劝离”之类的观念，而且却认为离婚是必要的解脱，根本不应该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我由北京而上海，上海而他父亲的老家，由他父亲的老家又到工作他工作单位所在的城市转了一大圈，最后当然是无功而返。回到北京之后，等待已久的臭骂终于来了，除了指斥“立场问题”之外，还把我，以及我的母亲，统统归入摧残天才的mob一群。这时候我才知道，尼采她是真读进去了。

 

我母亲对被扣上mob帽子有些忿忿然，我却安之若素。我不想对天才妄下道德判断，更不想参预对天才的迫害，但是也充分地意识到，在生活中和天才遭遇，乃是凡人的不幸。中外天才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无论贫困还是富有，过的多是非人的生活。陀斯托也夫斯基有一本小说《赌徒》，他本人也是赌徒。他的妻子即将临产了，还是把家中最后一点钱让他拿去赌博。我在读《王尔德全集》的序言时，对作者深怀同情。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也渐向宽容，但是由儿子出面向公众说明父亲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丑闻，毕竟需要一些绅士风度。毕加索的妻子之一写了一本书，题为《从毕加索那里活下来》(Surviving Picasso)，我认为是可信的。

 

无论具体的环境和时代是什么，诗人艺术家的创造力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似乎总是难以调和。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是一些最无私的人，以个人痛苦为代价创造出艺术美。克尔凯郭尔在《非此即彼》开篇中说：“什么是诗人？诗人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把痛苦隐藏在内心深处，但是他的嘴唇的构造却能使叹息和哀号通过时，变成美妙的乐曲。”（这段话坊间中译本没有收入）既然如此，如果有可能在天才的痛苦和平凡的幸福之间进行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自从父亲早年弃世之后，我就形成了“无条件地热爱生命”的人生观。如果中国式的人生观确如林语堂等人所说，在于对生命和生活的执着，那么我的同情是在中国方面的。

 

《灵地的缅想》这本书，我母亲看了说“心里很不舒服”。这是“干妈”的感想。我这个作“姐姐”的看了，虽然承认全书无错字病句，且有神游八极的架式，总觉得鬼气森森的，也不舒服。我的一位老同学朋友却就喜欢这股“鬼气”。鬼才不寿，自古已然。远有李贺，近有梁遇春。不过李贺的诗“鬼气”虽重，似乎却没有对“死”的迷恋。而梁遇春则说，“人生观”其实是“人死观”，所以不必讳言死。死固不必讳言，但是死之为死，除了提供一个人人平等的基础，使一切价值得以建立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呢？过分专注于死，恐怕就是缺乏生趣的表现了。梁遇春的早夭或许竟和他的《人死观》一文有些关系，要不就是已经感觉到死亡的临近，才写了这篇文章？我这位表弟竟干脆用“灵地”作自选集的书名，更是不祥之兆。

 

胡河清得到博士学位之后给我来过一封信，附有论文答辩时的照片。这本来是好事，可这封信却让我觉得，他除了学术上的追求之外一无所有似的。现在成了名言的“我要默默地为中国文学守灵”也出现在信上。当时我想，文学有兴衰，中国文学也不例外，何至于就“死”了呢？现在想起来，“父亲的病”，两位老人相继谢世，都给他的心灵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我的父母一贯反对由（外）祖父母教养孩子，对他的父母把他交给外祖母抚养持高度保留态度。当时他们的理由，是老人容易娇纵 “隔辈人”，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现在看来，（外）祖父母教养孩子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迫使孩子过早地面临亲人的死亡。

 

不过，“老太太带大的孩子”也自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对于老年女性的体认。杨绛的《洗澡》，一般认为是对五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讽刺性描写，而其独特之处则在于讽刺的锋芒不仅指向运动的发动者，更指向参加者，说明了知识分子本身对于日后命运所应该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后来又有女性学者指出，这是“女性的反击”，书中的姚宓形象乃是将作者夫君钱钟书先生《围城》里的唐晓芙的“画皮”剥开来看的结果。性别视角转换了，注意力仍然集中在青年女性身上。将读者的视线引导到书中老年女性姚太太身上的，似乎只有河清的《杨绛论》。姚宓和许彦成的那些小把戏不仅尽在老太太的掌握之中，而且全是她安排操纵的。若非对于老年女性的智慧（当然也可以说是“手腕”）有深刻的了解，绝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解读。这一点与河清地成长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河清实际上是由三位老太太带大的。除了我的那两位姨婆之外，多年住在“老公寓”同一套房里的还有一位王姓女士，她是我们共同的三姨婆的同事和朋友，也终生未婚。这三位老太太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本身也都可以称为教育家，分别作过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和小学教员。因此河清成长的环境也许可以说是感情和理智处于失衡的状态。她们固然有整套的儿童教育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难以完全摆脱老年女性对于男孩的娇纵。

河清 “衣衫最褴缕”的时候，我没有见到。不过在我的记忆中，他长大以后就不再清秀了，身躯瘦弱，却顶着一颗巨大的脑袋，因为毛发丛生而益发显大。他的衣服总是穿得不合适，黯淡而寒素。 

 

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是在1994年的春天。一天偶然到大学东亚系去，在那里任教的华人董先生交给我一封信，是胡河清的，信封上写着哲学系，我当时在神学院注册，和哲学系从来没有关系，他一定是根据我学哲学，想当然地把信寄到哲学系去了。哲学系里的人见是中国来信，就交给了东亚系。信中说，“现在有些外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争气”，还说很怀念“在漫天飞雪的夜晚”和我一起漫步在街头，“畅谈宇宙人生”的情景。他从小爱谈大题目，这是真的。但是我和他见面好象都是在夏天，什么时候和他在漫天飞雪中漫步，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对于他的死，我读到了许多浪漫的阐释，其中最浪漫的莫过于说他是“暴风雨中的李尔王”。我想说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他就病过一场，用头撞墙，嘴里胡说八道，冲上那所老公寓的楼顶，试图自杀。三姨婆向邻居求援，邻居夫妇分别从两侧的楼梯冲上去把他救了下来。我在那年暑假去上海时，见他每天都呆呆地坐在窗前，偶尔说几句话，也象是贾宝玉发病的时候说的。1988年出国前再去上海时，他似乎好了一些，不是画竹，就是读英语。可他说的话还是有禅味，让人害怕。所以他的死虽然让我震惊，却也不意外。

 

他的死讯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女同志用长途电话通知我母亲的。大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通讯地址。母亲写信告诉了我。那以后的几天里，我们眼前出现的都是他两岁时的情景。有一次游八大处，我父亲出差了，于是背他爬山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在了我母亲的肩上。那一天，天气特别热，太阳火辣辣的。通往不知哪一“处”的山路没有修好，遍地是尖利的石头。我母亲背着他，满头大汗，汗水一滴一滴地掉在地上，白底蓝花的泡泡沙衬衫都湿透了，跌跌撞撞一步一步地爬上山去。

 

我的父母作“干爹”“干妈”不可谓不尽责，却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私下里说，这孩子太精明太自私。我母亲下放干校的时候一度也把我弟弟寄养在上海姨婆处。河清显然不欢迎这个威胁他独一无二地位的闯入者，经常要和我弟弟打架，真动手打。我弟弟则浑浑噩噩，笑嘻嘻地追着他叫“哥哥”。后来读到关于他的文章，批评他观点的人可以很不客气，批评他人品的却没有。不仅如此，都说他对朋友非常仗义，疾恶如仇，好打抱不平以至于“怒发冲冠”云云。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也是感到安慰的。

 

胡河清死后，我曾试图写一篇文章，却总也写不完。一来是越写越难受，二来是在出国前的28年里，我只见过他有限的几面，通信也时断时续，似乎没有什么可写，三来以我的身份而言，无论说什么还是不说什么，都有可能开罪于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不应该湮没，于是写了上面这些话。

 

2002年

“人生非常的短暂”

——记吴组缃先生二三事

 

我第一次见到吴组缃先生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

小时候，常来我家的有两个姑姑。一个是亲的，我叫她“姑姑”，一个是堂的，我叫她“二姑”。三岁的时候，姑姑结婚了。姑父是湖南人，外婆让我按照湖南的习惯叫他“姑爹”。十岁的时候，二姑结婚了，姑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二姑爹”。不知是因为他的家乡籍贯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还是对突然降临的“长辈”身份缺乏思想准备，他不喜欢这个称呼，甚至说怕听我叫“二姑爹”而不大愿意到我家来。那么叫什么呢？“叫吴哥哥吧，”有人出主意说。虽然“辈分”并不值得认真，我也没有改口，他只好继续不大情愿地当这个“二姑爹”。当时我没有想过二姑爹的父亲是谁，只知道住在北大，姓吴。

暑假里一个晴朗的下午，母亲带我到北大去。绕过如茵的草坪，穿过参天的古树，来到镜春园一座幽静的三合院，黑漆大门上的红对联剥落了一半，院里有花圃和葡萄架。母亲和二姑坐在北屋客厅里谈话，她知道我到了新地方喜欢乱跑，警告我不许到东屋去，“那里住着别人，”也不许到西屋去，“吴公公在工作。”“听大人说话，多没意思啊，”二姑说，“你到院子里去玩儿吧。树上的葡萄是酸的，不能吃。”东屋西屋都不许去，院子里也没有好玩儿的，可听大人说话也确实没意思，只好东张西望。竹帘挡住了午后的斜阳，室内很荫凉，却略显拥挤。几只高大的书橱把正房隔成三部分，中间是客厅，左右分别是餐室和小书房。家具古色古香，红木书桌和餐桌都镶着大理石桌面，空余的墙上挂着几幅字画。

我们被留下吃饭。吴婆婆是到天津参加婚礼时见过的，还是那么爽朗热情，张罗了一大桌子菜。大家都坐好的了，二姑爹的父亲才从书房出来。当时的印象，吴先生五十岁左右，身材高大，骨骼粗壮，硕大的脑袋略微谢顶，脸上有几点细白麻子。他温和地微笑着，简单问了我们的亲戚关系，就专心享用夫人手制的美食。母亲说：“你不是喜欢看《红楼梦》吗？吴公公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他听了，并没有料想中的惊讶和赞美，只是微笑着问我，“你是不是史湘云的妹妹啊？”似乎《红楼梦》写出来就是给小学生看的。

那以后的几个寒暑假里，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教书的二姑和二姑爹回北京来，有时把我接到北大去住几天。学溜冰游泳，学自行车，傍晚时分到颐和园划船……我也逐渐探知了镜春园82号的许多“秘密”。厨房阴暗而宽敞，除了当时常见的煤炉之外，还有巨大的柴灶锅台，最让我惊异的是为洗澡间供热水的小型锅炉！以前只在锅炉房见过给几百上千人供暖的顶天立地的大锅炉，没想到还有家庭用的“迷你”型锅炉。我还知道了，三合院只是前院，后院还有一排三间小屋可做客房。祖传家具早在兵荒马乱中丢光了，那些古色古香的家具不过是五十年代初从旧货摊上买的。其中有一只“转战”前后院各屋的长沙发，一头有扶手，另一头没有，二姑爹“不怀好意”地说，“那是美人榻，谁睡谁就是美人”，吓得我连坐也不敢坐，尽管非常好奇。

我还有了两个玩伴。一个是吴先生的外孙子，小名毛毛，比我小一岁，从成都来的。还有一个从大连来的女孩，论辈分也是我的堂姑姑，只比我大一岁，她更加不愿意当“长辈”，让我就叫她“周青”。毛毛会画画。大人准备下文房四宝，让我跟他比赛，结果他画了一个胡子拉扎的猛张飞，我画了一个古装美人！周青会唱歌。让她唱就“哇”的一声唱起来，“小河流水响叮咚，一路带着笑声……”我给她伴奏。在北大住了几天，就渐渐“撕下”文雅的“伪装”，疯闹起来。“我们来吓唬吴伯母吧，”周青一天晚上对我说。本来我们俩被分配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下，我们就把床上的毛巾被做成人形塞进地铺上的毛巾被下面，放下帐子，双双躲到床上。熄灯时间，吴夫人照例来了，看见地铺上的人形，不知是我们哪个藏在下面，掀开一看，还是一条被子，这时从蚊帐后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哈哈大笑，才知道上当了。吴夫人哭笑不得地走后，我们还为得意之作兴奋不已，在一阵接一阵的哈哈大笑中睡去。第二天，从不露面的东屋邻居打发小孩来说，“我妈妈昨天晚上睡不着觉……”

这段时间里，我还是很少见到吴先生。他对于儿童教育好像是采取“放任主义”的，闹到邻居来提意见的程度也没有责备我们。现在想起来也是对的，我们自己会意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从此再也没有大声喧哗。

一九六五年，二姑和二姑爹离开南开到唐山教中学去了，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没有再接我到北大去玩。那年秋天我也上了中学，并且有了很多新朋友，镜春园82号也随着童年渐渐远去。

我上的中学是一所女校，也许是“替代心理”作用，那些像男孩子的学生最受崇拜，我的好朋友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不仅会体操、游泳、打篮球，还有一项非常男性化的爱好——逛旧书店。放学以后我经常跟她到辛借口的旧书店去，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有一天，偶然发现了一本《吴组缃短篇小说选》，立刻掏出五毛钱买回家，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绿竹山庄”、“一千八百担”，看的我腾云驾雾，不知所以，好像比《红楼梦》还难懂。第一次看见过的人写的作品居然如此令人沮丧，我很快就把它丢到脑后。那时候，吸引我的新鲜东西太多了，观察显微镜下的洋葱切片比看小说更有意思。我跟那个时代的许多学生一样，觉得数理化才是真本事，文史不过是副业，学工的父亲经常给我灌输，“学理工的会写文章，学文科的却不会理工。”

不过，我隐隐有一种预感，所有这些美好的，吸引我的东西都不会长久。报纸上，广播里都在宣传回乡劳动的模范邢燕子和董家耕，这么说，继续升学就是不值得提倡的了？

预感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零星听大人们谈起吴先生。“他也算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毒’没少‘放’，不过在北大那样的地方，有翦伯赞、冯友兰他们在前面顶着，轮不到他。”“五六年差一点被拉入党内，幸亏没有，不然……”我在“阶级斗争的狂风暴雨中”又去了一次北大，吴先生仍然谦和地微笑着，还是话不多。就是历来整洁的他，鞋子上有了几点污水，大概是劳动改造的时候溅上的。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又去了一次北大。镜春园的小院已经面目全非。门上残留着大字报，院子里的花和葡萄树都不见了，到处堆满了杂物。厨房让七八个煤炉挤得满满当当，锅炉早已熄火。不过吴家似乎跟“掺”近来的“沙子”们相处得还好，从来没听他们抱怨过什么。那是镜春园82号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

我和千百万同龄人一起停课、军训、复课、上山下乡、进工厂，然后迎来了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我和楼下一个女孩一期准备考大学。她的正规学历是初二，我是初一，当时也没有复习材料，更没有补习班，只有东拼西凑七零八落的几本教科书，只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生吞活剥了几个星期的数学、历史、地理，忽然想起，已经十几年没写过作文了。于是我就带着她去北大找吴先生。

那时吴家已经搬到了蔚秀园，开门见山，我冒失地问：“吴公公，文章应该怎么写呀？”说出口就后悔了，他很可能会教训我们一顿，“不要走捷径”，或者用“文章无定法”之类来打发我们。但是出乎意料，他从容不迫地说，“写文章，要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如果考试出的题目大，要用具体的事例来说明才不空洞；如果题目小，要以小见大，才不琐碎。我考大学的时候，作文题是‘上海印象记’，我说上海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

在我的“印象”里，吴先生似乎生来就是学者，原来他也经历过考大学的“炼狱”！可我们的年龄已经接近录取的上限，文化基础又是最差的，如何去争取那不到百分之一的机会呢？他鼓励我们不要怕竞争，“我一九二九年考清华的时候，全国有五万名考生报名，只录取二百五十名，我还是考上了。”

我和楼下女孩也都考上了。不过她很快就退了学，到美国自费留学去了。

我家的亲戚里学理工科的占优势，学文科的一贯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我考上的是哲学系，顺理成章的成为二姑爹取笑的对象，一见到我就说，“你知道吗，解放前上海的算命先生都挂牌自称是‘哲学博士’。”诸如此类的言论我早已见惯不怪，何况以前连被攻击的资格都没有。“有的人一辈子就‘吃’一本书。”二姑爹见我不说话，话头一转，“一部《红楼梦》，二百年来养活了多少人。”

天下文科是一家，吴先生对饭桌上这类大不敬的话也泰然处之，继续专心“吃”饭。毋庸讳言，学者也是一种职业。出国后的导师，丹麦克尔凯郭尔学会会长经常说，“其实，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指出‘生存’之道，却给后人留下一条‘谋生’之道。”冥冥中古今中外的圣人贤哲都难逃被“吃”的命运，“吃”牛顿、爱因斯坦的人远比“吃”曹雪芹的多。我从未听吴先生鼓吹过“耐得寂寞，自甘淡泊”之类，他喜欢精美的饮食，还为“六朝烟粉”正过名。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我没有成为“史湘云的妹妹”，却学了一身摸爬滚打的本事，其中一招就是做饭，在亲戚朋友中颇受称赞。大三那年的暑假，我“旧梦重温”，又在北大住了几天。那时吴家又从蔚秀园搬到郎润园，二姑和二姑爹也调来了。因为吴夫人到四川看女儿去了，他们就让我负责吴先生的饮食。“给你吴爷爷做饭，味要重，不怕油大，”二姑爹说，跟当时流行的“基本吃素”养生之道截然相反。我小心翼翼地用二姑爹带回来的大鱼大肉做了红烧肉，黄瓜蛋花汤等。晚饭的时候，吴先生吃了一口红烧肉，便质问我：“红烧肉里你放糖了？”“当然放了，”我说，“不放糖算什么红烧肉呢？”“红烧肉怎么可以放糖呢？！红烧肉怎么可以放糖呢？！”他忿忿地说，又喝了一口汤，说，“没有放火腿，没有火腿算什么汤呢？！”三年级小学生看《红楼梦》，初中没毕业考大学，都好像是理所当然，唯独红烧肉里放糖，汤里没有火腿，却岂有此理。

当然，这些并不是仅有的岂有此理之事。我有一次对吴先生说，觉得所有关于存在的学说中，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最有说服力，他奋而反驳道，“存在怎么会是被感知呢？不被感知难道就不存在吗？真是岂有此理！”

尽管他并没有说服我，但我决不能说他保守。吴先生对于婚姻家庭的见解在我听来也是很独到的。他说，“过去家庭是生产单位，经济核算单位，也是教育和护理单位，所以家庭的地位很高，很重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家庭逐渐丧失了生产单位，教育单位和护理单位的功能，只剩下一种功能，那就是休息的场所。家庭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我认识的许多夫妇都有各自的事业。”

话虽如此，家庭却在吴先生一生的事业中产生过重大影响。我虽然看不懂《吴组缃短篇小说选》的内容，却记得那本书很薄，曾经问过他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写下去。“因为我有家呀，”他说，“那时候巴金他们都没有结婚，拿到稿费就下饭馆大吃一顿，没钱就饿肚子。我要养家，不能那样。清华研究院我没有读完。”吴先生常说的另一句话是“我十九岁结婚，然后规规矩矩过了一辈子”。现在看来，十九岁结婚是早婚，不过当年吴先生的结婚却造成过一次不大不小的轰动。他们是自己认识的，不是父母包办。“婚姻自主，社交公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实到社会生活的具体行动则需要勇气。他们结婚的时候虽然在“五四”之后好几年，在那个安徽小城市还是开风气之先的。 

看到许多经历和我大同小异的人们都成了作家，我也想给“哲学家”的灰色长袍抹上几笔鲜艳的油彩。但我的努力似乎是徒劳的，学文学的朋友看了我的草稿总是嗤之以鼻，一个表弟甚至下了“练也是白练”的判决书。

我不想接受这个判决，于是再次去找吴先生，请教“小说应该怎样写”，先援引了道听途说来的“a good story well told”。“不一定要有故事嘛，”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人在走廊里贴了一张画，只有两只眼睛，两条眉毛，别的什么都没有。可是谁都知道画的是我。”对于当代文学，他的总体评价不高，“思想很庸俗”，其中王安忆是比较好的，“她的作品一读之下让人耳目一新，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写过，可是如天马行空，悬空八只脚，没有根基。”形式上的探索值得鼓励，而思想的庸俗，或者竟然没有思想则是严重的缺点。

大约在七十年代末，吴先生讲，“现在海外都不看茅盾、巴金这些了，他们看钱钟书的《围城》。”此后不久，《围城》就再版了。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争相传阅这本小说，哈哈笑个不停。后来跟吴先生说，他问“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说“挺好的啊，您说呢？”“教授小说，写的不好。”他说。

一九八八年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通往朗润园的下路上遇到了拄着拐杖散步的吴先生。我跟他一同走了几步，告诉他，我要出国了。我们在未名湖畔坐下，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他忽然没有来由似的说，“抗战胜利的时候，我才三十多岁，现在已经快八十岁了。人生，非常的短暂哪！”

岸边发黄的柳枝拂动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湖水，水中有几丛残荷，面前坐着苍白、衰老、瘦小的吴先生。“吴公公，我要走了，同学在等我，”我站起身，他伸出手来和我握了一下，脸上浮现出宁静得近乎圣洁的微笑。我忽然意识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吴先生的时候是十岁，现在已过天命之年，人生确实非常非常的短暂。怎样给短暂的人生赋予意义，则是所有匆匆过客的永恒课题。我的这篇纪念文字如果多少受益于“大题小做”的教诲，也算可以告慰吴组缃先生的在天之灵。

 

一九九四年十月

于丹麦哥本哈根湖畔

二OOO年八月修改

二OO七年五月重新输入

老盛走了。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眼前出现的是三十多年前江西干校里看到的一幕。其实也算不得“幕”，不过是一个场景。老盛坐在食堂大厨房的门槛上，穿着跟别人一样破旧却比别人整洁的蓝布衣服，围着白色粗布围裙，跟同事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距离很远，听不到她们在说些什么。

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场景却很重要。我认为。因为，就是从那个时期起，她获得了独立的identity。以前，没有人关心她姓甚名谁，平辈的人们叫她“叶太太”，小辈叫她“叶妈妈”。她是个家庭妇女，叶先生的太太，奇奇的妈妈。更没有人关心她受过多少教育，结婚前做过什么工作。现在，独生子已经到云南兵团去了，她也跟着叶先生下到干校，却突然表现出了多方面的才能。她做得一手精美的宁波风味菜肴，在干校当然无用武之地，但是“帮厨”还是绰绰有余。而且，她会算帐！眼看伙食帐要成糊涂帐的时候，她能出人意料地指点迷津，原来她上过贵族化的淑女学校，在洋行当过会计的。后来食堂算账就经常要请教她了。不知不觉间，平辈开始叫她“老盛”，小辈也叫她“盛阿姨”了。

 然而我童年最初的印象却大相径庭。听说，她从上海搬来之前，先到北京来看过一次，那时叶先生已经调来，需要先看看再决定是在上海留个“根”，让叶先生往返探亲呢，还是带着儿子来团聚。那时，她穿着华贵，脸上化着浓妆，尖尖的十指涂着鲜红的指甲油，即便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十分惹眼，人们背地里叫她“大阿福”（ 无锡泥娃娃）。估计考察的结论是条件尚可，她就带着儿子搬家过来了。一天，她来我家串门。在她已经是洗尽铅华，朴素之极，在我眼里还是一个“胖太太”。她的身材高大，标准的鹅蛋脸，皮肤白皙而有些粗糙，五官很端正。这些要素凑在一起却不能构成“美人”的形象。她说上海话有宁波口音，说普通话则兼有上海和宁波两种口音，不论是说上海话还是普通话，嗓门一律大得惊人。“我都改了，”她对外婆说。都改了什么呢？衣服？化妆？“我是只要一个，再也不生了，够了！”她说。奇奇明明有哥哥姐姐的呀，怎么叫“只要一个就够了”呢？大人告诉我，是前面太太生的，叶太太是续弦。

那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春游，秋天看香山红叶，暑假在颐和园或者香山租几间空房子让教职员带家属前去避暑。叶太太有时也参加。住在颐和园可以在静园之后租船，在空荡荡的昆明湖上划船。我们这些小孩也就很快学会了划船，大人们很信任地把一条船交给我们，小名都是双声叠韵，宝宝，贝贝，罗罗，龙龙，奇奇……大人们很骄傲地说，那是“宝船”。

外婆对这位叶太太有些不以为然。新宿舍楼落成，她家被分配到顶层的五楼，上上下下累人不说，还冬天冷夏天热，叶太太在各种场合表示强烈不满。有一次家属委员会开会，叶太太乘此机会大发牢骚，“像我们这种人么，是住五楼的……” 外婆散会回来，说她“瞎七搭八”（东拉西扯），根本不相干的事，也要把住五楼搬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牢骚终于产生了效果，二楼的房子空出来，总务科就优先考虑了她们家。叶先生的年纪毕竟大了。 

叶先生和叶太太大概是“相反相成”的夫妻。叶先生个子不高，沉默寡言，待人却很和善，礼数很周到。 “文革”期间家家随时可能传出吵架声的时候，她家顺理成章的传出叶太太的高声“控诉”，“你要害我们啊？！”叶先生则嗫嚅着，不知说些什么。尽管他不是地主资本家，没给日本人做过事，没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还有一个儿子早早参了军，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上过大学，留过洋，领过美金支付的工资，随便哪个同学同事“咬”一口，宝贝儿子就得入另册。

到了“拆”家（不能叫“搬家”）下干校的时候，奇奇远在云南回不来，赶来帮忙的是他的二哥，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白面书生，说话带着吴浓软语的余韵。叶家二哥虽然文弱，捆行李搬箱子却一点不含糊。混乱中也不知是我帮他家，还是他帮我家搬了些东西下楼。叶太太有些吃惊地站在一旁，连连对我说，“当心，当心啊。” 

老盛——现在不是叶太太了——在干校好像不是每天上班，我去探亲的时候听她讲过些因地制宜改善伙食的诀窍。例如，打开一听猪肉罐头，加上西红柿洋白菜冲汤，庶几可以获得红菜汤的效果。我傻傻地问：“那红烧肉好吃吗？”老盛还没有回答，另一个阿姨应声道，“红烧肉当然好吃啦！”那是来借用缝纫机的。我也终于不知道土法上马的红菜汤究竟要用白煮肉还是红烧肉。 

老盛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所以很喜欢左邻右舍的女孩子。“文化大革命，死了两个好人，”老盛常说。文化大革命中死的好人当然远不止两个，她说的是两个女孩的父亲。她偏爱的女孩子当中却没有人成为她的儿媳妇，也许是因为潜意识里知道，她一旦成为婆婆，是不容易相与的。 

叶先生早年是运动健将，他创造的苏州市中学二百米跑纪录保持了半个多世纪，中年以后还是健步如飞。经过文革的惊吓，干校的劳累，垮了下来。他们也获准回北京治病。家已经“拆”掉，就在招待所暂栖身。一天，我到招待所去看朋友，她们说，“叶伯伯住院了，叶妈妈就在隔壁，我们去看看她吧。”她的房间保持着一如既往的整洁。而她的头发却白了许多，见到我，竟然有些劫后重逢的庄严。孩子们都长大了，当年昆明湖上那些娇滴滴的“宝贝”也都变得黝黑粗砺。 

叶家终于等到了房子，十几年过去，没有人会把五楼的房子分给他们了。 

转眼到了八十年代。叶先生又住院了，老盛每天跑医院，托我们帮她家取报纸和信件。一天，只有我在家，老盛来取报纸，却不急着走，开口道，“我真不该跟老叶结婚！”我顿时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她却顾自说下去，“我在洋行工作的时候，有个朋友经常请我喝咖啡，看电影。都还年轻，所以来往了几年也没提结婚的事。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小事吵架，他生气走了，几个月不理我。这个时候，有人给我介绍了老叶。我一赌气就同意嫁给他。那个朋友却回来了，说‘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请你原谅。’ 喜酒的请帖都发出去了啊！没有办法了啊。我才二十三岁，干吗非得嫁给个老头子！”我忽然明白，人都年轻过，不管看上去怎样脚踏实地的人也有过罗曼司。我也忽然明白了，文革期间她为什么会高声斥骂叶先生，也许不仅是担心自己和儿子的前途，还是间歇性后悔当中的一次吧？可是在结婚四十多年之后再反悔，毕竟太晚了一点。 

说归说，老盛一直十分精心照料叶先生，直到在九十高龄时平静地告别了这个喧嚣的世界。 

九十年代“股疯”横扫神州大地的时候，老盛的儿媳妇也跃跃欲试。老盛正色道，“千万不要去。股票市场从来都是大庄家操纵的，散户进去好处没有份，只会吃亏。我爸爸就是在证券交易所工作的，知道这些内幕。”一席话说的儿媳妇彻底打消了发财的念头。 

出国以后每次回国，总能在路上碰见老盛。她还是白白胖胖的，腰板挺得笔直，大声说着兼带宁波和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新世纪来临后的几天，我去看老盛。最让我惊讶的是，老盛变得瘦小了，肤色也转深，几乎认不出来。她很高兴地收下了我送的一瓶极小极小的巴黎香水。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盛。

 

2007年5月

从一个“知识分子”留在大陆的个案说起  

张鹤慈先生问，“怎么看待49年以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  

首先，所谓“知识分子”是个很不严谨，很成问题的说法，不过已经约定俗成，姑且用这个名词，不另行界定。

“去”与“留”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的个人自由选择，即便做出了选择也有多种原因，能否实现更是受到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不是一个“思想觉悟”高低所能决定的。 

有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女性，大约出生在1920年代初期，家境不富裕，但她聪明好学，靠个人努力以及助学金奖学金等读到大学毕业，在抗战胜利前后获得社会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这是一种很好的出路，当时中国一些大学都跟欧美大学有固定联系，互相承认学分，一边工作，一边可以等待官费或相当于“自费公派”（即由所在大学或其姐妹学校发放奖学金）的留学机会。许多人都是这样出去的。  

几年以后，“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她所在的南京的第二天，她收到了到美国某大学的攻读硕士学位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通知书。但那时，去“美帝”？想都不用想。

她也就不想了，跟千百万人一起经历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伪科学”等运动。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当作“伪科学”加以撤销，她本人也就跟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一样改行去教中学。她教的是英文，我还听说过一个教中学数学的。此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可以略过不谈，总之到了“文革”期间黄帅造反的时候，她就办了退休，不受那窝囊气。

前面说了，她的家境不甚好，但是同学中有不少名人之后，其中一个是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张素初用不着“苦哈哈”的当助教等待留学机会，毕业后即赴美，但很快就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回国了，学位没有读完。“文革”结束后给美国那所大学发了一封信，问奖学金是否仍然有效。学校方面一查，三十多年前是有过这么个学生注册，就回信欢迎她去把学位读完。（张素初曾经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登在《人民日报》上。）

故事的女主人公听说居然有这样的好事，也跃跃欲试。“可我不是张治中的女儿啊，”她有点犹豫。“美国人又不认得张治中，”同学朋友对她说，“‘有枣没枣三杆子’，你就写封信去问问呗。反正就是个N块钱邮票的事。”（80年代初的国际邮资是多少啊？忘了。）于是她就贴上N块钱邮票发出一份封信。不久收到回信，学校也承认三十多年前录取过这么个学生，奖学金也有效。于是她就从银行提出全部存款买了张机票，飞越太平洋去新大陆实现那个三十多年前的梦想。

这是录取通知书在“解放”后第二天到没走成的，没钱买船票留下的更是多不可数。这些客观偶然因素都跟当事人的思想倾向没关系。 

去台湾的船票倒是便宜得多，也不是人人能去的。张爱玲和白先勇的小说中都有轮船超载沉没的事故，当时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  

有钱买票，安全渡海，到台湾顺利登陆了又怎么样呢？进入二十一世纪，还是“外省人第三代”，还有“专制原罪”。所谓“自由民主先知先觉”，不过是某些大陆人的一相情愿而已。

 

看到采访唐薇红的八卦文章里说，唐乃安娶了四房太太，不过那时候有钱人家的太太们都是分开住的。既然有钱，那就多买几处房子，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唐薇红的生母是第四房太太，不过去世得早，所以她从小就在大太太身边长大。 

读者难免会产生疑问，这分开住的三位太太，大太太是否知情？唐薇红的生母去世早，其他孩子都是谁带大的？唐薇红都语焉不详。子曰，“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女为母隐，直也在其中，所以还是让我这个外姓旁人接着她的话茬往下“八”。 

道听途说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唐医生与大太太的结合属于新旧参半的形式，门当户对，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这位太太本人却并非目不识丁的朱安式小脚女人。她出身于教会家庭。兄弟中有人从小被送到美国留学（大概是荣闳项目），去的路上跟小朋友在甲板上互相梳辫子，拿了N个博士后“海归”已经是民国了，在北京、上海等地任教，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比近一个世纪后的“汉奸”们都彻底。 

唐太太很美，毕业于上海圣玛丽亚女中，是张爱玲的前辈校友，说一口漂亮的英文，传统的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都来得。不过因为时代限制，出入交际场所，周旋于各国政要之间的历史任务还需要下一代——“南唐北陆”来完成，她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 

唐医生的照片古狗了半天没有找到，有其子必有其父，从唐腴庐的结婚照来看，想必也是很英俊的。因此而具备了风流的首要条件——“潘安的貌”，加上“邓通的财”作后盾，想不花也难。据说，一次太太生日，唐医生对她说，“我要送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然后带了太太开车出门去。左拐右拐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对太太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马上就来。”过了一会儿，他果然回来了，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唐太太当时如何反应的不知道，也不清楚这个孩子他妈在不在那三房以内，反正她从此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养。 

诸如此类的事情肯定发生过不止一次。人们言谈话语间肯定带着问号。唐太太则说：“妻子是丈夫的骄傲，得到的是丈夫的尊重。” 

唐医生始终非常尊重这位太太，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至少在经济上是如此。可惜盛年而逝。 

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几个哭哭啼啼的陌生女人带着孩子前来参加葬礼。唐太太当机立断，孩子留下，给妈妈们每人一笔钱，意思就是，“今后请勿再来打搅”。她对这些孩子都非常好，视同亲生（她自己也有一两个孩子），一个个培养成人。 

唐太太的果断大度，自然传为美谈。后来在《三言二拍》中看到一个故事，才知道是传统的经典处理方式。几个青皮给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披麻戴孝，让他到某个人家的灵堂上去“哭亲人”，嘱咐他拜完转身就出来。太太刚要发作，大少爷赶紧阻止，上前把那孩子一把抱住，让他拜见嫡母亲和兄弟姐妹。大少爷事后解释说，如果不当场认下来，将来打起官司，足以倾家荡产，“最后问出根由，还得分他一股”。几个青皮的阴谋破了产。我不敢说，那几位“分开住”的太太背后也有阴谋，或者居心不良，但是大家闺秀出身的唐太太从小耳濡目染就懂得这样情况如何处理。所谓“敲竹杠”无非也就是“敲”一笔抚养费，让孩子的成长条件好一点，现在，不等你开口，我主动就承担下来，还有什么话好讲？许多传统美德，其实都是智慧；而智慧也经常以美德的姿态出现。 

其中一个男孩（不知是哪位太太生的）长大后也很风流，跟某有夫之妇关系密切，不拘行迹。一日，该女士生下一个孩子。人们在去道贺的时候很温和地开她的玩笑，“你这个孩子，怎么长得很像那唐某人呀？”该女士不慌不忙微微一笑，说“我怀他的时候经常想他，想的。”大家也就一笑了之。 

这个故事比上一个更加“震撼”。讲故事的人说，“我们过去有一个时代，是很文明的。”所谓“文明”并非毫无道德上的瑕疵，也非彻底拒绝价值判断，而是在出现“另类”的时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将八卦进行到底之青梅竹马

 

华女-洋男vs.华男-洋女，甭管是“鸡胸驼背对如花似玉”还是年貌般配，说了归齐，无非是“离合”两种可能，怎么也是四平八稳。能体现“剪不断，理还乱”，“抽刀断水水更流”之华夏文明精微的八卦还是发生在咱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内部。兹有同胞内斗故事梗概如下。

 

某甲，男，河南人氏，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中学时与女生甲早恋，经常到她家窗下唱小夜曲（或者豫剧秦腔，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女甲的父母本看不上此人，时间长了，终于感动上帝，同意女儿与其来往。

 

恋爱数年后结婚，育有一女。男甲遂只身远游，闯荡世界，站稳脚跟后接出妻女团聚。可惜，由于语言文化社会诸方面不适应，夫妻感情日益恶化，终于演成家庭暴力。男用菜刀威逼女，掐脖子打耳光更是家常便饭，“菜刀与菜盘齐飞，面条共米饭一色”，并分头与各自的朋友诉说。同胞们谨遵“劝合不劝离”的古训，尽力调解，但求息事宁人。他俩好像也就接受批评，和好了。N年后又得一位千金。

 

不料，晴天一个霹雳，女甲突然被警察带走，关押在拘留所候审。原来家庭矛盾并未解决，某次吵架时女甲在厨房烧了一大锅开水，乘其不备，从头浇到脚。男甲乃是学医出身，立即给自己做紧急处理，飞速冲进洗澡间，凉水冷却降温。然后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进医院治疗。医院方面当然要问他缘由，遂拍摄各处烫伤备案。如今这些照片就成了呈堂证据，状告女甲“谋杀未遂”。

 

仅此而已倒也罢了。后面传出的消息更让人拍案惊奇。1）朋友们去探视时，听到男甲对医生说“My ex-wife”如何如何，不禁目瞪口呆。 他们一直住在同一屋檐下，以夫妻的身份接待朋友，出门做客也成双成对，Wife啥时加上前缀了涅？2）一算时间，第二位千金乃是离婚后生的。3）女甲不服，声辩说，长期受肉体精神虐待，开水浇头乃是防卫过当。男甲告她的目的是把她送进监狱，最好是终生监禁，以便成其好事。

 

这话又是咋说的涅？原来男甲在某次吵架后愤然出走，到友人丙处求告借住。丙乃广西人氏，离婚后丙太太带着孩子搬走，空出的房间先供新婚夫妇，湖南人男乙和广东人女乙借住。现在又来了男甲，甲乙丙都是朋友，自然义不容辞，留他住下。男丙有买卖要照管，男乙早出晚归每天打工不止，女乙独自在家寂寞，一来二去就跟男甲好上了。

 

女甲闻讯大怒，独自或带着家人打上门来N次，以啤酒瓶击男甲，撕打女乙，开车在马路上堵截追撞男甲，并在其回家取东西时演出了开水浇头一幕。

 

经过多个同胞和非同胞的共同努力，女甲得到轻判，拘留期折合成刑期，当庭开释。但是男甲和女甲的关系已无法修复，遂彻底断绝。男甲将“朋友妻”夺来，正式结婚。育有一子。男乙也自去另行组织家庭。不提。

 

逢年过节，朋友们会收到男甲和女乙联合署名的精美贺卡，措辞谦恭得体，看样子他们要太太平平过下去了，衷心祝愿他们幸福美满。不料，又有消息传来，女乙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上，将男甲骂得狗血淋头，并扬言要杀人放火！女乙是一千娇百媚的美丽女子，平常见人也斯文有礼，一跟甲结婚，咋没几年就变成泼妇了涅？谁都想不明白。男甲和女乙也终于分手。

 

男甲结了两次婚，生了三个孩子，落得一场空不说，女甲还向两个女儿灌输对父亲的仇恨，“爸爸都把钱给弟弟了，不给你们……”

 

看到这里，读者千万不要误将女甲当作头脑简单的“蠢婆娘”。她早年得过省级少年围棋冠军，在拘留所里还不忘弘扬东方文明，向家人索棋谱，教同监和看守下棋哩。

 

今又有女丁追求男甲，他说，“你得接受我前面的两个关系”。女丁还在犹豫，晴天又是一个霹雳：男甲突然接到法院传票，女甲以什么什么名义起诉他，指天发誓，不把他送进监狱决不罢休！

 

男甲顿时慌了手脚，约女丁捧着鲜花去找友人女戊。让座敬茶后，男甲开言道：“女甲告我……”女戊顿时倒抽一口冷气，“又要打官司啊？！在此奉劝一句，官司不管输赢，到此为止，将来千万不要再告她了。”男甲道，“我也是万般无奈。特地来请你帮个忙，修改一下申诉状。”女戊说，“当年你把女甲告进拘留所，我就帮她修改过申诉状。”男甲说，“这个我知道。”女戊：“知道就好。现在又帮你，我不成‘吃了原告吃被告’了吗？这个忙我帮不了，你另请高明吧。”

 

P.S.故事中的一部分已在本村黑板报上刊登过，标题是《滚开的中国爱情》。当然不是汉字写的。

被遗忘的大批判——一九五四-五五年间的批判胡适运动

“大批判”之说不知起于何时，最热闹的当然是文革期间的批海瑞，批“三家村”、“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右、胡风事件也可以説是“大批判”，这些人们都耳熟能详，不过在此之前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却几乎被遗忘了。

我知道这次运动也是偶然。N年前看到，远在美国的胡适密切关注著运动的发展，得知自己被分别从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政治思想、文学思想、治学方法几个方面受到批判的时候，曾经以他惯有的瀟洒对人说，“在毛泽东和中共的眼里，至少承认我在这几个方面的成就。”（大意）开动古狗，不少材料都提到这次批判运动，而具体内容如运动规模，持续时间，都有谁发言，说了些什么，则都语焉不详。前些时同事从图书馆借出整套的三联版《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以及金达凯先生关于这次运动的研究成果，就向她转借来看看。下面就是从这些泛黄的书页，结合网上找到的零星材料摘抄出来的。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批判胡适的运动竟然持续了三十年之久！据刘再复先生说，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光明日报》发表《清算文化刽子手胡适》起到七十年代末一直不断，而高潮是在五十年代的前五年。这是一次全社会总动员的批判。在政府的号召之下，不仅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投入，而且社会其他阶层也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参与。从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五年，大陆各种报刊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声讨胡适的文章，这些文章不仅从各个领域全盘否定胡适的成就，而且把胡适视為帝国主义文化和一切反动文化的人格化身和罪恶代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北京三联书店编辑出版了八辑《胡适思想批判》，收入具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就有一百多篇。

胡适留在大陆的儿子胡思杜也参加了批判，一九五O年九月十六日在《文匯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指责胡适所提倡的“改良主义”，指责他在国军围剿江西苏区时提出的“好人政府”，以及参加罗瓦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和庚款委员会等，“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工具”。

一九五一年，党和政府进一步发动北京大学文法两个学院讨论胡适的思想问题，并由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联合举行“控诉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頡刚，以及自认“与胡适有七年以上交情”的朱光潜和汤用彤等带头控诉。

一九五二年在上海举行“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由沉尹默、周谷城、蔡尚思等参加批判。重点有三。第一，认为胡适在北大时思想上没有同李大釗接近，不问政治，埋头做学问的态度，帮助了“反动政权”。第二，认为胡适的中间路綫与改良主义思想，维护了封建制度，阻碍了共產党的发展。第三，认为胡适介绍西方文化，以及邀请杜威等来华讲学，乃是买办思想作祟。结论是，胡适反共、维护封建，是“美帝的帮兇”，使“整个国家在反动的波涛重翻来翻去”。

但这些还都是“序曲”或“前奏”，全面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引子”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发生的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红楼梦研究而能成为“事件”，是最高权力忽然发现，前几年的胡适批判白干了，仅仅达到了从政治上把胡适搞臭的目的，其治学方法仍然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不禁勃然大怒，下定决心深揭狠批。俞平伯是二十世纪用现代方法研究《红楼梦》的先驱之一，在二十年代出版过《红楼梦辩》，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合称双璧。一九五三年四月，经歷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俞平伯按照“新观点”整理以往成果，用《红楼梦研究》的书名出版。当时并没有立即產生“轰动效应”。到了一九五四年十月，“有关方面”忽然回过味儿来，发现这部新书不过是将内容的顺序加以变动，删去引证胡适的文句而已，其基本观点还是原来的，还没有摆脱胡适的思想影响。因此，引起了歷时几个月的斗争。为了要挖掉俞平伯的思想根源，于是将斗争的目标转移到胡适身上去，正式掀起对胡适的清算运动。

这个转折发生在由毛泽东亲自出马，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表态支持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挑战“大人物”俞平伯，驳斥《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然后笔锋一转，“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适派资產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选》五卷，页134）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八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发言，标题虽然很谦逊的叫作《三点建议》，内容却杀气腾腾，沿著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先给俞平伯扣上“资產阶级唯心论”、“浓厚的封建思想残餘”的帽子，然后给批判胡适定调子。

中国近三十年来，资產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著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產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弟难兄，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结合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產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由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 就很具体地表露出来了吗？（汇编第一缉，页9-10）

关于批判胡适运动的性质，郭沫若明确地说，“是一项迫切的对敌斗争，我们的目的一定要尽快能迅速地把这种错误思想肃清，再不能允许它有存在的自由。”“我们的敌人是资產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思想，我们一定要毫不容情地集中或里来打倒它。”（同上，12，15页）

郭沫若还以同样的谦逊，“顺便报告一项消息”，那就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已经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计划，拟定了九项内容，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观点、文学思想和其他有关的问题。（同上，11页）

这个计划经过组织落实，由科学院和作家协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学术思想讨论会”，与会者有郭沫若、潘梓年、艾思奇、胡绳、翦伯赞、马特、冯友兰、金岳霖、何思敏、曾昭抡、钱三强，共百餘人。当场决定成立七个组，分别批判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歷史观点、文学思想、中国哲学史观、中国文学史观、以及“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性成就组”，在此七个组之上，由“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统一协调领导。

在这个工作委员会的支持下，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底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初，共举行了二十次讨论会，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思想、哲学史观、政治思想、歷史观点、文学思想，以及胡适派红楼梦研究等十八篇论文。其中关于批判胡适的实用/实验/工具主义（Pragmaticism）哲学方面的讨论会共举行了八次，讨论了胡绳、艾思奇、孙定国、冯友兰等人写的八篇论文。论文作者在讨论后加以增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上海、江苏等地也在一九五四年底成立了批判胡适思想的组织，分为哲学、文学、教育、歷史、整治等小组。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上海是学术文化界批判胡适思想工作委员会举行扩大报告会，到会者有文教界和各级干部两千多人，由刘季平、沉志远、吴源等作批判胡适思想的报告，并由中共上海十位宣传部长彭柏山作“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报告。

此外，天津、武汉、兰州、重庆等地也纷纷举行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声讨和清算胡适的学术思想。

高等学校方面，东北人民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确定了八十五项批判胡适的研究题目。四川大学歷史系修订和增订的研究题目白费之就是都是属于批判胡适的。广州中山大学则结合其中教学检查，举行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

胡适曾经担任校长的北京大学更是批判清算的重点。从一九五四年十月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开始，中文、歷史、哲学系、文学研究所、经济系、西语系分别举行座谈会发表论文，但是很多教师不愿意参加。于是在同年十二月召开文科教师座谈会，此后参加斗争的人数增加，但还是“劲头不足”，主要是大家都害怕引火烧身，斗争积极性不高。于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二日召开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规定每个教师和学生必须结合对胡适思想的清算来检查个人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每一门课程，包括自然科学，都要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唯心主义世界观，所有教师都要参加座谈会和谐批判论文，并向学生作报告。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顾尘封的往事，人们主要关心的不再仅仅是受害者及其亲属的遭遇，更要追问加害者的身份和动机。何况，这次大批判的对象胡适本人远在美国，留在中国大陆的唯一亲属，小儿子胡思杜早已表态跟他划清界限，被划成右派自杀身亡还要等到两年以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次“虚悬”对象的大批判，与此前此后的大批判运动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追究批判者的身份动机也是有必要的。

一九五四-五五年间撰写论文批判胡适的人，虽然都是经过组织动员，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出面领导的，大体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艾思奇、范文澜、胡绳、翦伯赞、侯外庐、李达等党内理论家，以及王若水等青年“小人物”；另一类就是冯友兰、贺麟、周一良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前一类批判者的文章都是“代表”真理，“代表”无產阶级，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宣判；而后一类人的反应则很复杂，他们都把这次批判当作一次政治运动，当成“三反”“五反”的再版，害怕引火烧身。在最初的几次座谈会和动员会上纷纷表示自己和胡适没有关係，有的说，“我一向是反对胡适的”，有的说，“胡适浅薄的狠，我过去就瞧不起他”。或者表示，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够，不敢随便开口执笔；教学任务重，工作忙，顾不上；批判胡适思想和本人的科学研究计划不相符合……

这样的消极抵制当然不能容许，“组织叫你三月批，哪敢拖延到五月”，于是，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动员之下，人们纷纷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不破不立，大破大立”，结合批判胡适运动，还同时在各地举办唯物主义讲座，到一九五五年四月底，已经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河北、山东、贵州、热河、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湖北、陕西、河南、广西、江苏、浙江、青海、甘肃、辽寧、云南、江西、内蒙等省市的首府举办讲座，并计划在一般中等城市设立讲座，例如桂林、徐州、赣州、鞍山、宝鷄、大同、洛阳、保定等。预计参加听讲人数，北京二十三万人，上海二十万人，安徽五十万人，辽寧二十万人，山西十一万人，天津十万人，湖南四万人，贵州二万人，甘肃五万人。并规定每月一至二次，每次二至三小时。（《科学通报》一九五五年三月号，转引自《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研究》，25-26页，以下简称“研究”）

就在批判胡适运动在神州大地上如火如荼的时候，伟大领袖的指挥棒一挥，顿时鸦雀无声，火力转而集中到“胡风反革命集团”上面去了。毕竟，“彼胡”在彼岸，不如“此胡”，好比“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危险性更大。大规模的胡适批判也就不了了之。

 

（二）

 

胡适曾经将冷冰冰的“因果律”形象地解释成“祖孙”，并应用到歷史研究上去。他认为，一种制度或学説都不是孤立的，而应该看作一个中段，好比“儿子”，它所以发生的原因就是“爷爷”，它所產生的后果就是“孙子”。一九五四-五五年间发生的胡适思想大批判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其前因后果。上面说了“儿子”，接著来说“爷爷和孙子”。

对胡适的批判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并断断续续延续到七十年代末，这些都可以从思想或“世界观”的根本衝突上找到原因，在一九五四年后半年推向高潮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

1．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沿用胡适的方法只是这次大批判的导火綫，事实上，胡适在政治思想治学方法等方面的影响远远没有在思想改造及其后的歷次运动中肃清。这种影响不仅限于政治社会文化歷史方面，而且传播到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工农业生产等方面去。一般科学家自以为是单纯的科学工作者，同任何思想没有关係，但在讲授科学上带有理论性质的问题时，往往就以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使用列寧批判过的马赫主义一类的词句，搬弄与胡适大同小异的论调，例如在建筑形式方面，医药界，甚至古脊椎动物研究方面发生的“错误倾向”。换句话说，在这些领域内还没有实现党的领导，政治权力还没有充分渗透并取得绝对支配地位。

2．一九五O年前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產阶级”（“官僚资產阶级”已经抛到臺湾去了）及其思想表现，而对资產阶级思想只作了初步批判，还没有把批判资產阶级思想的核心，与资產阶级哲学——唯心主义的斗争提上日程。因为当时条件还没有成熟，（民族）资產阶级还属于“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还是统一战綫内部的成员。通过批判资產阶级思想，可以為下一步“公私合营”，“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製造舆论。

3．给教授们一个表态的机会，為将他们“拉入党内”做準备。先撰写批判胡适的文章，表明政治立场，其次深入研读马列主义书籍，上党课，然后吸收入党。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全国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根据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座谈会上的报告：重工业部有色金属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1920人，入党者605人，佔31。5%；天津六所高等院校讲师以上教师291人，入党者106人，佔36。4%；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131人，入党者53人，佔40%。计划到一九六二年要做到党员佔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传引自《研究》，19页）

以上三个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要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很多，为什么偏偏是胡适？如果上面说的“错误倾向”都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归入“唯心论”加以批判，那么张君勱这个靶子比胡适方便多啦。他明説“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individuality）”给他扣个“反科学的主观唯心论”，“资產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帽子那是没跑儿，何必兜好大的圈子把提倡实验主义的胡适打成“主观唯心论”呢？

说到这裡，不得不做点“阴暗心理分析”，那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胡适的憎恶。 这憎恶并非从来如此，而有一个从崇拜到鄙视的过程。毛泽东曾对斯诺说过，《新青年》时期，他是陈独秀、胡适之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但是到了后来，这态度就变化了。他对胡适说他是他的学生一直耿耿于怀。就事论事，当年毛泽东在北大当旁听生，听过胡适的课，“湖南自修大学”的名号也还是胡适给起的。后来二人还有书信——都有去无回，不叫“往还”。1920年毛泽东给胡适写过一封信，没有收到回信；1945年胡适给毛泽东的信，也被置之不理。二人的交往也就不了了之。所以，如果胡适说“我的学生毛泽东”，距离事实并不太远，却把毛泽东的鼻子气歪了，甚至“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正好撞在刀口上，连带把胡适狠批一通，出出胸中恶气。

 

（三）

刘再复先生关于批判胡适运动的文章题为“宽容精神的毁灭”，他说，“数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一直享受不到一个社会应有的宽容与温馨，心里总是缺乏安全感和宽鬆感，这与清算胡适的运动所投下的阴影有很大的关係。”其实，在这次大规模批判胡适运动中毁灭的决不仅仅是“宽容”，也不限于“精神”。

如果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中毁灭的是艺术的自律，那么在批判胡适运动中毁灭的，首先是学术的独立。

关于学者参与政治，从费希特的“使命”到韦伯的“志业”，都把学术和政治当作相互独立的两个领域。学者在参与政治的时候甚至会与学术研究发生衝突，发生“人格分裂”，陷入“道德困境”。但是在“批胡”运动中，政治不仅用组织手段进行发动，坚持自始至终的领导权，而且从话语上以压倒性的优势彻底取代并最终取消了学术。

下面摘两段胡适哲学思想批判部分当中贺麟和冯友兰的批判文章，看他们怎样把学术上的对立斗争说成政治同伙。

贺麟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中说：

诚然，以前在学术思想方面 我和胡适曾有过唯心论内部派系閒的矛盾，但反革命，反共產主义的目的，我和他却始终一致。他贩运杜威的实用主义，我贩运反动的神秘化的黑格尔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和他相对立；也只是分途去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一目的。他把实用主义的方法与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相结合，我把从西方资產阶级那里贩来的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宋儒的直觉内省方法相结合，以与他对立。……我之所以同他辩争，本意不过是替唯心论争地盘，觉得只有唯心论哲学才足以克服唯物论哲学。所以，最终目的我与胡适并无不同。不惟反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相同，而且一方面依靠西洋资本主义社会某一派的唯心论，一方面希图复活中国封建社会某一派唯心论，两相调和附会，来一个“中西合璧”，以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这种方式或手法也完全相同。（《汇编》第三缉，转引自《研究》）

 

冯友兰也写了一篇批判胡适同时批判自己的文章，标题是“在批判胡适思想工作中我们所的到的体会和收穫”，他说：

我不同意胡适根据实用主义效果论，把“效果”作为评判思想学説价值的标準。但我又认为评判思想学説价值的标準，不是他是否与客观实在有一定程度上的符合，而是它在逻辑上是否能自圆其説。认为一个学説的价值的高低，在于其逻辑性的强弱。实用主义的“效果”和我所谓逻辑性都是唯心的标準，也都是反抗唯物主义的标準。（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光明日报》，转引自《研究》）

这二位不愧是哲学家，即便沦落至此还是保持了“逻辑自洽”。从上面这两段话来看，贺麟和冯友兰跟胡适都有过不同意见，但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也好，黑格尔主义也好，柏格森的直觉主义也好，清代汉学也好，宋儒也好；“效果”也好，“逻辑上能否自圆其説”也好，这些学术领域里的争论，在 “无產阶级”政治面前，确实也都不过是其对立面“资產阶级”的。

其次毁灭的是人们对歷史事件的理性探讨，创造出“一整套关于因果关係的信念”（哈耶克）。周一良处在上面说的两种批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论水平”不高，早年虽然受到胡适的影响，却很快适应了“新时代”，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以期通过参加批判提高觉悟準备入党。周一良在“批判胡适的反动歷史观”一文中开宗明义，要批判胡适思想在歷史学方面的表现，指出他唯心论“歷史观”毒害所在，清除他在歷史学方面的影响。他在批判了胡适关于歷史真实性，对中国歷史的看法之后，“检查”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如下：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造成了百餘年来的贫困与落后。胡适只看见这两座大山所带来的恶果，却丝毫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他根本不承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地存在。他在一九三五年曾说过：“我搜索我半生的歷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是个什么样子”。（“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标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胡适作为资產阶级右翼的代表也参加了这个运动，然而他始终并未认清这一伟大运动的实质。（《汇编》第一缉，页109-10）

胡适在名篇《五鬼闹中华》当中把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但是在经过了思想改造等几次政治运动洗礼的周一良那里，这些“原因”都变成了“结果”，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则成了唯一符合“客观歷史规律”的原因。这个“因果链条”是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不仅不容置疑，此前所有其它探讨也必须加以消灭。

再次毁灭的是一些字眼的意义。仍然借用原有的字眼，但是改变这些字眼的意义，借字义的改变来表达新制度的理想，然而在此过程中却形成了“对语言的完全曲解”。（哈耶克）

在非共人士那里，“五四运动”一般叫作“新文化运动”，可以跟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相比，而这一运动的基本精神在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即“赛先生”与“德先生”。而实现这些目的的“新工具”则是白话文的应用，又称“文学革命”。而自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囯共产党”一文中将“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的制度定性为“封建”，将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定性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要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就必须将其定义为 “反帝反封建”，任何异议都不再容许存在。胡适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看法比较复杂，非这篇短文所能够説清，这裡只说说“封建主义”。

如果说，五四运动包括反封建的内容，那么，首先得有“封建”的存在，纔有的可反。胡适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两千年前已经解体，在西周末到春秋中期，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同时出现了一种生计（经济）上的新阶级——商人。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在秦解体的观点，“乱臣贼子”孙大炮和梁漱溟等也都是同意的。钱穆说得比较详细，他认为，中国歷史上秦以前的所谓“封建”，乃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秦以后的郡县制相对待。而西洋歷史上中古时期的Feudalism则不是一种制度，而是社会组织形态。西周封建在某些社会形态上与西洋中古史上的Feudalism有相似之处，即上层由几个家族取得政治世袭特权而成为贵族，下层為“平均主义”的制约经济所管束而形成的平民阶级。但是贵族的世袭特权在战国就被推翻了，制约经济获得解放。因此，封建制度也就消灭了。

而中共根据“歷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强调殷商為奴隶社会，到西周进入封建社会，从西周到鸦片战争之前虽然经歷了几十个朝代，始终是封建制度的社会。走笔至此，忽然想到小学歷史课上老师讲到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说，“建立了中国歷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课下还在小人书上看到秦始皇召集群臣讨论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利弊，最后采纳李斯建议实行郡县制。所谓“中央集权”也者，“反封建”之谓也。或谓封建制度并未能一次性取消，其“阴魂不散”，又经歷了多次反复到隋唐才告终结，即便如此，到二十世纪也已有千年（中原地区“汉地十八省”）。将中国社会歷史强行塞进马克思根据西欧歷史建立的理论框架，不出现“曲解”才是怪事。

因此，在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毁灭的，还有（学术界）约定俗成的语词的含义，并且最终毁灭真理/真相。

然而，自以为掌握了“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而任意涂抹编造，把“勿撒谎”当作“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结果，总不免会左支右拙，漏洞百出。黄继光堵枪眼，十二（？）勇士飞夺瀘定桥的英雄事跡如此，庄则栋的三连冠如此，延续两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也不例外。

 

参考资料：

金凯达：中共批判胡适思想研究，自由出版社，香港：1956；

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一辑，三联书店，北京：1955；

M. 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

刘再复：宽容精神的毁灭

http://www.tangben.com/Duyutianya/gy6kuanr.htm

傅国涌：胡适眼中的毛泽东

http://www.cumt.edu.cn/history/maozedong/index02.htm

逝去的年代－毛泽东是不是胡适的学生 

http://www.54tsinghua.cn/classic/reader/blueprint/hist/people/xy/shiqudeniandai/M.1051944702.B0.htm#

1955年胡风事件始末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anyt/2005-01/25/content_2505298.htm

胡风事件五十年祭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505007.htm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

 

五、千呼万唤始出来

 

海涅关于康德说过一段话，大意是，给康德作传无法用通常的副标题“生活史”，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他一生都没有离开过东普鲁士的城市哥尼斯堡，没有恋爱，没有结婚。每天下午三点，他那穿着灰色长袍的身影就出现在街头，他非常准时，城里的居民可以用他来对表。他年复一年地教书写作，如果把康德传用“他的生活和作品”的常用副标题，也只有一半正确，因为他只有作品没有生活。

大部分哲学家都是如此，不过第欧根尼却是个例外。他有过作品，却都没有流传下来，只在另一个第欧根尼（Diogenes Laetios，约公元前三世纪）的记录中保存了一些题目。他的生活故事却很多，而且都很短，好记。

其一：第欧根尼常常在大白天也点着灯走路，每当人们诧异地问他时，他便回答说：“我正在找人。”

其二：亚历山大大帝来到科林斯市时，拜访了这位哲学家，并且对他说：“你有什么希望尽管讲，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第欧根尼爬进自己所住的酒桶，一边晒太阳，一边说：“只希望你让到一边，因为你遮住了照到我身上的阳光。”

其三：就是前一段说的，当科林特城受到菲利普的威胁时，城里的居民都行动起来，忙着磨刀霍霍，堆积滚木雷石，加固城墙。第欧根尼见了，也赶紧把斗篷扎在腰上，奋力地推着他的木桶在大街上滚过来滚过去。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推木桶，他回答说，我努力地推木桶，那么我就不是这么多勤快人当中唯一的懒汉了。

这些故事很有趣，却不一定都是真的。例如他那著名的木桶，就不是长期的“住所”，而是在雅典时向一个朋友借住不成而赌气住的，后来他离开雅典，木桶自然没有带走。至于说他放浪形骸，在大庭广众之下作爱，更是张冠李戴，那是晚期犬儒克拉底（鼎盛年在公元前326年）和女犬儒希帕基亚一起干的事。

 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第欧根尼出生在小亚细亚黑海边的辛诺普城，所以叫做“辛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约前404-323）。他的父亲伊塞西亚斯（Icesias）是个理财官员，因为制造公用钱币弄虚作假而被判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城邦。另一说父子二人都受到指控，父亲被捕入狱，儿子逃往雅典。在那里，他被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司泰尼（Antisthenes，约前446-366年）,的思想迷住了。安提司泰尼一开始拒绝接待他，甚至用棍子打他，第欧根尼平静地挨打，说：“打吧，安提司泰尼，你永远找不到一根棍子硬得能把我打跑，你说的一切都值得倾听。”安提司泰尼听了非常高兴，立即接纳他为自己学派中的学者。

关于“犬儒派”的来历，在我们这个犬儒盛行的时代尤其有必要讲讲。因为安提司泰尼经常在雅典郊外的“白犬之地”体育场（Cynosarges）讲学，他所创建的学派就叫Cynicism。在中文语境中，狗是下贱的动物，没有什么长处，所以意译为“犬儒学派”很容易产生“猪狗不如”的联想，而忘记了狗的生活并不限于简单粗鄙，还包括警觉。因此也有人把Cynicism音译为“昔尼克学派”。

第欧根尼严格地遵守老师的原则，服从老师的性格，放弃了一切其他的目标，蔑视财富荣誉，咒骂奢侈。他穿着一袭粗糙破旧的斗蓬，背着行囊，拄着棍子，住在门廊和其他公共场所，吃乞讨来的食物，用严寒和酷暑来考验自己。晚年乘船在爱琴海上旅行时遇到了海盗，把他带到克里特的奴隶市场上出售，拍卖者问他会干什么，他说：“我会统治人，所以把我卖给一个需要主人的人吧。”富有的科林特人瑟尼阿德斯（Xeniades）碰巧路过，被他的简短回答所震惊，就把他买了下来带回科林特。瑟尼阿德斯解放了他，让他当孩子的家庭教师兼管家。第欧根尼忠实地履行这些职责，让主人大为感动，他说，是众神把这个仁慈的天才送来的。

第欧根尼居留科林特期间和亚历山大对话见诸普鲁塔克的记载，却也不太可信。第欧根尼在科林特住在瑟尼阿德斯家里，即便他真的在木桶里住过，那木桶也留在雅典了，不可能带到科林特去。当时亚历山大还不满二十岁，也不可能自称“大帝”，那是波斯和印度远征之后的事，他也死在征途上，没有回到希腊。亚历山大可能去拜访过第欧根尼，受到粗鲁的接待，整个故事就是这么来的。当时第欧根尼大约七十岁。

关于他的死也众说不一，估计死在科林特，九十岁，大约在第114次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他的墓前树着一根大理石柱，顶端是一只狗。他的故乡西诺布也有一座青铜雕像。

绕了这么一大圈，终于该说到第欧根尼对芝诺论证的回答了。 

据说第欧根尼的学生曾经向他请教如何反驳芝诺。他一言不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学生还是不理解，他说，芝诺说运动不存在，我这不是正在证明他是错的吗？ 

这个故事很长时间被作为一个笑话，人们大多相信，第欧根尼根本没有弄懂芝诺的意思。芝诺并不是说在现象界没有运动这么一回事，他当然承认有，但他要说的是，虽然满目是物体在飞舞，但运动是不合理的，我们可以通过逻辑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运动是假象，并不真实，因为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合乎逻辑的。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这样的，问题是第欧根尼的回答并不是科学的回答，而是道德的。说第欧根尼没有弄懂芝诺的意思的人显然忽略了古希腊哲学史上从宇宙论到人类学的转变。巴门尼德和芝诺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巴门尼德的作品就叫《论自然》，而第欧根尼所属的犬儒学派则是道德哲学。这个根本的转变以苏格拉底为标志，所以包括巴门尼德和芝诺在内的古希腊哲学家都叫“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而犬儒学派则是“小苏格拉底”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

 

（未完）

一、引子

也许是因为作家郑义光临本坛打官司的缘故，文学一猛子都扎进了众议院，“重医院”成了名副其实的“文章病院”，刀客大编辑也闻风而至，上窜下跳地约稿。罗雀门先生坚守岗位，由怀旧而复古，从文革样板戏都倒退到维瓦尔第了，还是“门可罗雀”，反应竟然不如须弥山主的七和弦讲座，锺舟先生的和声学入门热烈，真是咄咄怪事。难怪有人惊呼，“小径真冷清啊”，“小径都成了艺术论坛了”。 

不过话都不能说的太绝，小川下面这段话就大有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一时间“龟兔赛跑”成为热门话题。原话如下： 

话说犬儒大师第欧根尼一天坐在桶里打盹儿。

这时来了个踢馆的，敲敲木桶，“大师醒醒，听说您学贯中西，道贯古今，今学生有一事不明，向先生请教。”

“说来听听。”第欧根尼伸个懒腰，头伸出木桶，两手搭在木桶边缘上问道。

（问题略）

第欧根尼思考了一会儿，两手搭在木桶的边缘，脑袋左转右转，突然“啊！”的一声大叫，从木桶里蹦了出来，“天才呀，您简直是天才”，然后又迅速的钻回木桶，脑袋伸出来，两手搭在木桶边缘，瞬间恢复了原状。“您的问题，惭愧，我答不出。”

看来小川的“狼生兔子”故事讲得太精彩，难以忘怀，上面塑造的第欧根尼形象怎么看怎么像兔子！ 

不过这段话，嘿嘿，倒真是“小说家言”，时间地点人物都错了。按“正史”的说法，不是什么“龟兔赛跑”，而是“阿喀琉斯与龟”，再说这个问题也没把第欧根尼问住。

 

二、芝诺其人其事 

“阿喀琉斯与龟”是爱利亚的芝诺（Zeno of Elea，约公元前490-425年）提出的四个著名的论证之一。在开始枯燥的逻辑推理之前，得先说说“芝诺”，这两个字前面“爱利亚的”不能少。倒不是因为“燕人张翼德”的说法外国也有，而是古希腊有两个芝诺，一个就是这个爱利亚的芝诺，还有一个是斯多亚派的创始人芝诺。后者的生卒年不详，根据他在公元前３０８年创立斯多亚学派来判断，大约在公元前４世纪中期至前３世纪中期。二位之间隔了一百来年，姑且把他们分别叫做“老芝诺”和“小芝诺”。 

严格地说，小芝诺不是“希腊哲学家（Greek Philosopher）”，而应该说是“希腊化哲学家（Hellenic Philosopher）”。“希腊化”即希腊文化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扩张传播到整个环地中海地区，文化中心也移到埃及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吸收了埃及、叙利亚等成分而形成的新文化形态。从小芝诺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他出生在塞浦陆斯岛的基提翁，父亲在雅典经商，子承父业，运气却不好，载货船只沉没后就留在雅典研究哲学。因在装饰着名画家作品的画廊斯多亚（stoa）中讲学，后世就将他创立的学派叫做“斯多亚派”。此人学识渊博，论证细密，道德严肃，深得雅典人的敬仰，享有极高的声誉。 

爱利亚的芝诺，顾名思义，出生在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城，也不在希腊本土，不过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是殖民地的“出产”，所以他也就可以算是个Greek philosopher。芝诺一辈子都没有离开爱利亚，后来因为反对僭主而被杀害。他的死究竟是“重于泰山”还是“轻如鸿毛”，后人可以见仁见智，未能善终却是肯定的。那么他的生呢？芝诺是爱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 of Elea,鼎盛年大约在前５０４－５０１年）的得意门生，有人说他们两人是典型的希腊式师生关系，即将性爱当作传授知识智慧重要部分的师生关系。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巴门尼德篇》中记载了芝诺和巴门尼德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去雅典的一次访问。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巴门尼德年事已高，约65岁；头发很白，但仪表堂堂。那时的芝诺约40岁，身材魁梧而美观，大家说他已经变成巴门尼德所钟爱的了。”同性师生恋这玩艺儿，怎么说呢，恐怕只有当事人洋洋自得，在周围的圈子里传为美谈（见柏拉图《会饮篇》），要说雅典人普遍接受并加以敬仰，就有些勉强。总之，老芝诺的生和死都不如小芝诺命好。 

那又有人说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存心知’，只要有文章传世，生死大可以‘齐一’视之。”两千多年前的事，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说说风凉话本没什么，可毛病就出在芝诺的文章也是通过柏拉图和亚理士多德才传下来的，是不是被歪曲了也难说。这二位碰巧又是师徒，不知为什么却没人说他俩有恋爱关系。这“隐私”不去发掘也罢。跟我们有关系的是，芝诺的思想是通过这师生二人转述的，他们在取舍之际是否受到自己的观点影响不敢保证。 

言归正传。芝诺的思想传下来的可以归结为两大部分，一是反对“多”（Many），一是反对“运动”（Movement），二者都是为他的老师巴门尼德的“唯一不动的存在（Being注意，一定要大写）”辩护的。他说：“我的这些论证的目的是保卫巴门尼德的那些观点，反对另一些非难他的人。那些人认为，如果承认有‘单一’（One or Oneness），就会因为巴门尼德的观点而得出许多荒谬的和矛盾的结论来。我的答复是说给那些拥护‘众多’的人听的，我有意把他们的‘非难’还给他们自己，指出他们假定‘众多’存在的那种看法如果推论下去，就要比假定‘单一’存在更为荒谬。”（柏拉图：《巴门尼德篇》１２８Ｃ－Ｄ） 

关于“多”的论证见辛普里丘在亚理士多德《〈物理学〉注释》中的转述，大意是：如果事物是多，那么大会大到无限大，小会小到零，因为任何数量都可以无限分割，若分割的结果等于零，则总和是零，若分割结果不是零，则无限总和是无限大。因此“多”是不可能的。“阿喀琉斯与龟”的论证一般被认为属于芝诺反对“运动”的论证之一，但是反对“运动”和反对“多”实质上是一样的，讲的都是时间和空间中的部分和全体，有限和无限的问题。

芝诺的四个论证如下： 

1、二分法。一个物体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通过无限的事物，或者分别地和无限事物相接触，因为物体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先到达全程的一半，在达到全程的一半之前必须达到一半的一半……这个要求可以无限的进行下去，所以，如果它起动了，它永远到不了终点，或者，它根本起动不了。 

2、阿喀琉斯与龟。阿喀琉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快跑者，乌龟走得慢，但是快跑者永远赶不上慢跑者，阿喀琉斯永远赶不上乌龟。因为追赶者必须首先跑到被追者的出发点，而当它到达被追者的出发点，又有新的出发点在等着它，有无限个这样的出发点。这个论证是排除了“根本起动不了” 假定物体可以起动的情况。 

3、飞矢不动。任何东西占据一个与自身相等的处所时是静止的，而且，如果位移物体在任何一个瞬间总是占有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它就是不动的。飞着的箭在任何一个瞬间总是占据与自身相等的处所，所以也是静止的。

4、运动场。跑道上有两列物体，大小相同，数目相等，一列从终点排到中间点，另一列从中间点排到起点，它们以相同的速度作相反的运动，所以可以证明，一半的时间等于那个时间的一倍。（这一论证需要画图，略）

四个论证可分成两组，前两个假定时空是连续的，后两个假定时空是分立的，每组的第一个论证绝对运动不可能，第二个论证相对运动不可能。二者都是针对“多”的。因为，如果时间和空间是“多”而不是“一”，那么就有两种可能，连续的和非连续的，论证了两种情况下的荒谬，也就反驳了“多”。

上面的反驳用的是“归谬法”，即通过论证相反观点的荒谬来证明某种观点的正确，那么芝诺所辩护的巴门尼德又说了些什么呢？

 

三、芝诺之钟爱者如是说 

巴门尼德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是一首长诗《论自然》的残篇。在长诗的开头，他就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乞求女神指点迷津的画面。据他说，女神给予的指示是有三条认识的途径：与真理同行的确信的途径，根本不可能的途径，和普通人因怯弱无能和茫然失措而提出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真理的道路”，第二和第三条道路都是“意见”。

巴门尼德所说的“真理的道路”是关于“存在”（Being）的思考。他说的“存在”，和我们在昏昏欲睡的公共政治课上听来的那种“决定意识”的“存在”大相径庭，其中最根本的是，他说的“存在”是排斥“发展／生成”（Becoming）的。他的理由是： 

１．在是永恒的，不是生成的。因为，从来源上来看，如果说“存在”是生成的，那么只有两种可能，生于存在，或者生于非存在（Non-Being or Nothing/Nothingness）。但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因为如果说它生于存在，这就预先假定了另一个存在的存在；如果说它生于非存在，就更加荒谬。

这后一个问题就是“无中生有如何可能”的问题。一定有人说了，《圣经》上说神创世界，老子说“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不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不然。《圣经》上神所创造的是自然界，物理世界，超自然的神本身却是永恒的。因此，是神，而不是自然界或宇宙相当于巴门尼德的“存在”。老子说的“有无”也是指自然界，而“道”却是永恒的。“道法自然”如果作“道为自然立法”解，那么是“道”，而不是“自然”相当于巴门尼德的“存在”。注意，这里说的是“相当于”不是“等于”，其中的区别可以骑上“古狗”查去。总之，不但不能用基督教或道家来驳倒巴门尼德，这三家还有相通之处。 

２．存在是唯一的，连续的，不可分的。这就是Being为什么一定要大写的理由。因为非连续的，分化的结果恰恰是“多”，而“多”之中的每一个都是being，例如a human being不过是人类全体的N万／亿分之一而已，在时间和空间上也是有限的。 

３．存在是不动的。这显然是从“存在”既不生成也不消灭的命题引申出来的。他说：“强大的必然性四面八方保卫者它，像锁链一样将它紧紧捆绑。”（《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芝诺的“运动论证”主要是针对“非难”这些观点的。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巴门尼德说，“唯一，不可分，不动的存在违反感性经验事实”，而芝诺的四个论证则表明，“多”不论是连续的还是非连续（分立）的同样违反感性经验事实。所以在讨论芝诺论证的时候千万不要弄反了，以为他想证明阿喀里斯追不上乌龟或者飞矢真的不动，而是想证明“多”的理论的错误或荒谬。用带有中国特色的话来说，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如果芝诺的论证能够成立，那么连续性的，不可分的只能是“一”，不可能是“多”。“多”则既不可能获得连续性，也不能无限可分，更永远不可能涵盖时空上无限的“一”。因此，关于“多”的理论与“真理”无涉，只能算是“意见”。

不过，“意见”却也不简单地等于“谬误”，只要承认自己不具备“一”的性质尚可作为“一”家之言，聊备“一”格。这就是巴门尼德论证了“唯一不动的存在”这条“通往真理的途径”之后，转而研究“意见”的原因。

题记

在《云儿，休谟早溜号了》里面，我强调了时间维度在因果关系(causation or causality)的关键作用。 “原因和结果是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两个物象或事件之间的关系” 的命题不仅貌似毫不出奇，而且近乎废话，其中的牛顿式绝对时空观也让“后爱因斯坦－玻尔时代”的自然科学家嗤之以鼻。不过，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小尺度时空里似乎仍然不断被经验所证明为有效。例如休谟“溜号”的行动乃是走出困境的“结果”，其所以要溜号的“原因”，是他确实陷入了困境。前文只是想说明，“出走后的休谟”似乎能更好的说明云儿女士提出的两个案例，无意中却忽略了困境本身，现在应该补充交待一下。刚强调了单一时间向度的关键作用，就作法自毙，所以用逻辑错误“倒因为果”为题以自嘲。下面进入正题。

 

一、因果关系是逻辑关系吗？ 

在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中，矛盾似乎集中在“什么是原因”上了。有的网友坚持，“原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有的网友说，“原因不一定是结果的必要条件”；有的网友说，“原因是结果的充分必要条件”；有的网友援引“马奇定义”，说“原因是结果的一个不必要但是充分的条件中，一个不充分但是必要的组成部分”(An insufficient but necessary part of a condition which is itself unnecessary but sufficient for the result , INUS)，简单地说，“所谓原因，就是结果的一个充分条件组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我则想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一个问题：因果关系是逻辑关系吗？至少从休谟的观点来看，因果关系不是逻辑关系，他之所以走出了困境，就是否定了因果关系可以用逻辑来证明。让我们先来看看休谟的困境究竟是什么。

 

二、困境何在？

首先需要介绍一下休谟的“符号系统”。所谓“因果关系”在休谟那里并不是“客观世界普遍联系中的一个环节”，而是主观范围内印象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他之所以坚持使用“物象”这个词，就是说原因和结果都是“呈现在我们表象中的事物”，它们既不是任意的想象，也不直接等同于“客观世界”中的事物，而是与后者处在似有若无的关系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因果关系是一种思维形式，是理性的活动而非飘忽的感觉。然而并非一切理性活动都是逻辑的，休谟的研究就证明，恰恰在因果性问题上，逻辑陷入了困境。请注意，陷入困境的是逻辑，而不是休谟。

因果关系存在的可能是基于一个假定：在观念之间的联系是根据相似原则(Resemblance)来排列的，即相似的物象可能在空间中别列出现，也可能在时间中重复出现。但是，也正因为观念之间的联系所根据的是相似而非等同的原则，在考察时间向度中的因果关系时就出现了一个难题：为什么可以把过去的经验扩展到将来？从过去的经验扩展到未来的这种推理的过程和联系究竟是怎样的？

这样一句过去经验而进行的推理实际上是一个归纳推理（以区别于古典逻辑的演绎推理）。这个归纳推理由两个命题所组成：

命题一：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

命题二：我预见到这样一个事物经常有这样一个结果跟随着。

这两个命题都符合前文说的“经验和恒常”两个标准，但是前者属于过去，后者是关于未来的，我们有什么根据从前提过渡到结论，从过去推断到未来，从个别转化到一般呢？说到底，研究逻辑命题的目的是获得某种普遍性，经验的价值也在于应用到现在和未来。

休谟认为，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不是直观的，不可能从直接观察获得，也不能由任何推理来证明（理由如上），因此也就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可见，说承认因果关系意味着假定“宇宙大法”由不可易的必然性所支配，休谟对此不承担责任。

其次，也不能由或然的推理来证明，因为休谟在论证知识分类时已经说过，关于“实际的事情”的论证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上的。那么，如果现在用或然推理来证明因果关系，那就是意味着要断定因果关系时建立在因果关系实际存在的论证上。这样的论证是循环论证。姚老师转来的英文论文作者指责休谟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恐怕是弄错了。循环论证是休谟发现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他本人所犯的错误。

如果说，必然的演绎推理是建立在抽掉时间因素的“纯空间”理想状态的假定之上的，那么或然的归纳推理则建立在“未来和过去相似”，“相似的性质可以产生相似的结果”、“自然的齐一性”这一假设之上，而它仍然在逻辑上得不到证明。也就是说，归纳推理如何从前提过渡到结论，从个别过渡到一般，即归纳的合理性问题是得不到逻辑证明的。这就是休谟百思而不得其解，不得不向公众提出来的“归纳问题”，又称“休谟问题”或“休谟困境”。

休谟不能解决归纳问题，因果性也就得不到逻辑的证明。但这不等于他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说：“由此看来，不但我们的理性不能帮助我们发现原因和结果的最终联系，而且经验给我们指出它们的恒常结合以后，我们也不能凭自己的理性使自己相信，我们为什么把那种经验扩大到我们所曾观察过的那些特殊事例之外。我们只是假设，却永远不能证明，我们所经验过的那些对象必然类似于我们所未曾发现的那些对象。”（《人性论》第109页）

当我们试图将经验观察所获得的因果关系推向未来的时候，大概就是逻辑的终点。站在逻辑的终点，我们确实处在“恐惧与震颤”之中，古老的赫拉克立特并没有过时，我们不能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即便从经验能够获得恒常的表象，那也仅仅属于过去，不能为未来提供任何切实的保障。我们的一切“言说”，不论是母语还是其他，不论是有声的话语还是书写的文字，不论是拼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说到底都不过是七零八落的碎片，永远需要忍受不同“符号系统”之间无法沟通的折磨。

 这样一个世界是可怕的世界，这样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人生。出于安全本能，人们总是想方设法要遁入过去，在有秩序的空间里获得哪怕是想象中的确定。这大概也就是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争论永远不会终结，而本坛的网友们则对于逻辑有着持久而热烈的爱好的原因吧？

云儿，休谟早溜号了！

云儿女士在《休谟困境与“勒死”判准》中说，休谟定义中最令人头痛的一点就是，弄不清楚因果关系必须满足的逻辑规则究竟该是什么。休谟本人提出的原则，“原因必须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并不能解决如果排除了某个原因，原来的结果还会出现的问题。

在我看来，所谓“休谟困境”乃是后人借题发挥的“结果”，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本人并非“必要条件”。因为休谟在谈因果关系时给自己安排了好几条退路，早就溜了。

据休谟说，因果性首先是一种“观念的联络”。观念的联络有三种形式，就是“相似关系”(Resemblance)、“时间或空间中的接近关系”(Contiguity in Time or Place) 和“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简称“因果关系”(Cause or Effect)。（《人类理解研究》，商务版，p. 24，以下引自该书仅注页码。）

那么什么是“观念”呢？人心中的知觉（Perception）有两种，一种是当感官受到外界刺激时的知觉，一种是事后的回忆和想象或模拟。（p. 19）这种想象或模拟的活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理性。休谟所说的理性，一方面不是主观任意的活动，要由外界刺激来引起，并受后者限制；从另一方面来说，理性活动的对象又不是“客观物质世界”，而是对知觉中的各种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

人类理性的对象可以分为两种，就是（狭义的）“观念的关系”(Relation of Ideas)和“实际的事情”(Matters of Fact)。前者包括几何、代数、三角等科学，在这些领域内，判断必须也可以保持确实性和明白性；而对于后者，则“我们关于它们的真实性不论如何明确，而那种明确也和前一种不一样。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因为他从不曾包含着任何矛盾，而且人心在构想它时也很轻便，很清晰，正如那种反面的事实是很契合于实在情形那样。”(p. 26)

法院判案，显然属于“实际的事情”，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而不违反逻辑规则。话说到这里，休谟已经溜了，后人要把他放进“困境”恐怕也难。鉴于休谟有长期从政的经历，请他对这两个案例进行一番审视，大概也不会拒绝。

案例一。一条河上有两座桥A和B，分别归两家不同公司管理。另有一家航运公司，运货物必须先经过A桥再经过B桥，才能抵达港口。有一天，航运公司的航班抵达A桥时，发现桥断了，堵塞了河道，通不过。与此同时，A桥后面的B桥也断了，同样堵塞了河道。航运公司的航班无法抵达港口，一状告了A公司，要求赔偿损失。

案例二。某帮派策划抢劫银行，分为两个两人行动小组，A组和B组。如果A组因故不能采取行动，则由B组上。结果B组两人把银行抢了。

 

说实话，我不不明白：既然告状的目的是获得赔偿，那么“不管Ａ公司Ｂ公司，赔钱就是好公司”，航运公司为什么非要把Ａ公司告倒，而不告Ｂ公司？既然是Ｂ组抢了银行，控方为什么把Ｂ组轻轻放过，却跟Ａ组纠缠不休？

但是逻辑本来就是抬杠（樊弓语），参加辩论就得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牵涉到“因果性”之成其为“因果性”的根本性质，或曰“必要条件”，无此则无因果；另一个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从何而来。

原因和结果的关系首先是一个时间中的前后相继关系，用休谟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原因就是被别物伴随着的一个物象，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凡和第一个物象相似的一切物象都必然和第二个物象所伴随。或者换句话说，第一个物象如不曾存在，那第二个物象也必不曾存在。”(p. 70)这里的后一句话大概就是大家所说的“原因是结果的必要条件”吧。

据此，如果航运公司一定要告Ａ公司，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要证明Ａ桥倒塌让船队在设法绕行上多花费了时间，致使不能赶在Ｂ桥倒塌之前通过。至于那Ａ组抢匪，虽然没有参加抢银行的具体行动，但参加犯罪团伙本身似乎也构成判决有罪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构成银行抢案的“必要条件”。

时间是单一维度的，从时间上的先后可以给因果性加以一定的限制，这一限制同时也基于一个假定：因果关系是在时间上延续的由物象或事件连接起来的单一链条。这个假定的反面就是因果关系不考虑空间上并列的各种可能性。但是这样仍然不能确定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何以是必然的，那么就进入下一个问题：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从何而来？

前面说过，狭义的“观念关系”具有“天然的”确实性和明白性，而“实际的事情”则具有不同的真实性和明确性。相应的，二者也就需要不同的推断方式，前者是解证的(demonstrative)，后者就是大家提到的或然的(probablistic, p. 34)。因果关系不能推断，包括不能根据原因推断结果和不能根据结果推断原因两个方面，休谟的论证比较复杂，这里不谈。不过，他对因果关系又提出了两个制约因素，这就是经验和恒常。他说：“这种关系的知识在任何例证下都不是由先验的推论得来的；这种知识所以生起，完全是因为我们根据经验，看到某些特殊的物象是恒常的互相连合在一块的。”(p. 28)

经验没有什么太多可解释的，指因果关系不能凭空想象，必须有经验上的根据，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物象之间的“恒常”关系，即多次反复出现的前后相继关系。

以云儿提出的案例来说，根据经验，桥梁倒塌阻塞航道和船队不能通过，这两个物象或事件的前后相继关系是恒常出现的，可以确定为因果关系；而桥梁倒塌竟然未能阻止船队通过，则是罕见的现象，似乎可以作为特例来加以排除。既然阻碍船队的是Ｂ桥而非Ａ桥，那么就可以起诉Ｂ公司要求赔偿，却难以要求Ａ公司赔偿，除非能够证明Ａ桥倒塌致使船队不能赶在Ｂ桥倒塌之前通过。同理，抢匪的抢劫和银行失窃之间的关系也是恒常出现的，因此可以确定为因果关系，起诉Ｂ组；而有抢劫的动机却没有抢劫的行动就不能构成银行失窃的原因，因此也就不能根据失窃而对Ａ组两人起诉。

然而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航运公司根据因果关系起诉Ｂ公司，银行起诉Ｂ组抢匪后，被告有权为自己辩护，那么常见的律师策略就是“将原因转化成结果”。Ｂ公司可以陈诉施工单位如何偷工减料，致使Ｂ桥成为豆腐渣工程；Ｂ组抢匪可以陈诉幼年时如何受到父母暴力侵犯，尤其是性侵犯，造成扭曲心理仇视社会，等等等等……

可见，尽管特定的因果关系由两个前后相继的物象或事件组成，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本身是时间维度上无始无终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前一个环节上的结果是下一个原因，后一个原因是前一个环节上的结果。因此，不论具体法律如何规定追溯上限，律师是否有“倒因为果，反果为因”的本事，让这两组被告无罪开释，“无因之果”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马奇的“无聊”——答越南人网友

您关于逻辑问题的帖子早就看到了，可让数理逻辑公式吓住，没敢吭气。好在无知者无畏，豁出去让你们把我这个科盲砸死，说两句。

我一直觉得，马奇的INUS定义注定要“从无聊走向更大的无聊”。怕扫大伙儿的兴，小心翼翼地把因果性的老祖宗休谟抬出来提醒了一下。不知是我没说清楚，还是大伙儿瞧不上这老古董，还是没有起到“终战”的作用。现在用大白话说出来：因果性和充分必要条件属于两个领域，不能扯到一起！

因果性属于感觉经验的领域，而充分必要条件所属的逻辑，则是形而上学的范畴。在休谟看来，当因果性被解释为必须服从同一律的逻辑时，就是思维超出了本身范围的权力滥用。

在因果性形式下，观念内容之间的关联容易被认为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这种关联既没有直观上的确实性，也不能证明有确实性。例如，“太阳晒”和“石头热”之间的“必然”联系仅存在两点，一是二者在时间上前后相继，二是我们多次观察到这样的前后相继。这些都来自我们感官的经验，而感官经验的对象只是时间关系，根据这时间关系，一个感觉有规律地接续着另一个感觉，只是“在此之后”【post hoc】，它和“因此之故”【proter hoc】有本质的区别。在因果性关联中，“因此之故”找不到任何根据，从“因”中不可能逻辑地推出其“果”，在“果”的概念内部也不包含它的“因”的概念。  

换句话来说，自然科学所要求的两个条件，普遍必然有效性和扩大新内容，彼此之间存在着张力，似乎相互排斥，如何将二者统一起来，就是康德的任务。完成得怎样，自然不是后爱因斯坦时代的人们所关心的。不过，既然还需要补托勒密体系创立者开设的形式逻辑课，谈谈牛顿的同时代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